文化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系统，具有流动性。文化的这种流动导源于不同体系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当某一文化系统处于危机时，其所表征的是该文化系统中的主流文化价值被弱化、消解、边缘的境况，但该文化的主脉还是在艰难的维持并力图与社会实践的发展保持一致而取得重生——由文化危机走向文化重建。在文化重建中，当新的文化体系在吸收原有文化体系“母体”中遗传质素的同时，也在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体系进行文化间的交流、互通、借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重建的过程“也应该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的综合变迁过程。”[18]91而文艺复兴运动的成功进行，既是当时欧洲社会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亦是当时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直接或间接相互交流和彼此互通的有力明证。罗素有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里程碑……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希腊，文艺复兴式的欧洲又模仿拜占庭帝国。”[20]163同时，“在13世纪至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即以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的基础创造了条件。”[21]26不可否认，印刷术的推广和随之而来的书籍的普及在推进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的传播和蓬勃开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汉学家瓦尔特·亨利·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22]101-107不难看出，他所说的“对欧洲文明的发展”着重意指中国人的三大发明对文艺复兴时期新思想传播所提供的物质上的助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其主要精神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这一口号的提出，是在中华帝国衰落，旧中国面临诸多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结构性嬗变下对世界大势和西方文化借鉴和吸收后的一种文化自觉，在近世的华夏大地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五四运动后，当时已经觉醒的思想文化精英，将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思潮大量引介到中国，一时形成思潮迭起、流派纷呈的文化景观。并与中国现世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变革进行争鸣、调适、角逐、会通的同时爆发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抉择上的“主义之争”。“其中在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之间展开了三次大论战。”[18]89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文化观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所掌握，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运动紧密结合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逐渐沿着新民主主义的道路高歌前行，并最终生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完成了近代以来最气势恢宏的文化重建。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文化重建中，当原有文化体系和共时段的其他文化体系的对比、交流、借鉴、吸收时，要秉持借鉴是为了更好的重建本民族文化的宗旨。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体系的思想和价值时，必须要使这些思想和价值符合自己本土文化发展的实际，并与原有的文化生态紧密结合。防止在引进和吸收其他文化和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优势文化乘机入侵，使民族文化断裂而出现文化生态失衡的现象。

在全球化境遇下，信息传输的快捷、国家间相互交流的频仍、国际间人员往来互动的频繁，为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居于全球性的文化场域，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价值扬弃了自身僵硬、封闭与保守的状态，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促成了一切“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共时存在的文化多元化进路和价值多样化事实。纵观当下全球文化发展态势，以资本主义为话语的文化仍然处于强势地位，在愈益增多的人工文化景观中，“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23]5以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介质的传媒系统加剧了景观社会中消费文化的放大叠加效应。在以强大的经济、发达的军事、高效的社会治理等为支撑的硬实力的依托下，资本主义扩张型的文化仍在全球大行其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费与信息’合成一种符码系统，这种符码系统是一个无意义的浮动的网络，它操纵和制约着大众的思想行为，并形成文化霸权，而这一切都在‘与世界接轨’和‘全球化大趋势’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24]43诚如英国学者汤林森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漩涡之中。”事实上，当下，放眼寰宇，在技术理性的宰制下，物质欲望追逐的最大化，使个人主义更加甚嚣尘上，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日渐缺失。我们不得不直面正视的是，在全球形成以美国和欧洲为主的文化中心，而亚、非、拉美等则在全球化中渐渐成为文化的边陲——可见，在全球化的际遇中，全球文化需要新的重建!立足于人类文明的福祉，我们应从以下维度对当前全球文化之重建予以考量。(一)立足多元，打破同质化。在现代社会里，文化激荡、思想激越，多介质的传播路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极易走出国门，参与全球，融入世界的。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同时，现代性本身就蕴含着追求异质性，解蔽同质化的思想构境。我们知道，“全球化并不就是文化的同质化。”[25]11至此，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全球文化多元化的事实，在文化重建中力应破除某一个或某几个西方大国以输出意识形态的方式而确立自己文化模式为世界其他国家所遵守的金科玉律的错误惯习，力求多元化的文化重建。(二)加强对话，增强认同感。在全球文化重建中，在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应秉持各民族文化平等的原则，旗帜鲜明的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所推行的文化歧视做法。毕竟，就某一具体文化形态而言，其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相对性的，“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者。”[26]26同时，积极鼓励其他国家在防止别国强势文化入侵的同时，以开放、平和的心态，走出文化隔离主义的藩篱，摒除文化上的保守思想，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认同。须知，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风险。”[27]106就全球文化重建而言，“认同构造正是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的动力部分。”[28]150(三)襄助和谐，保护生态。在全球文化重建中，我们应着力形成不同文化体系相互交流、互通、引鉴、学习的良性样态，使人类文化整体和谐共进，襄助提高。在未来的文化发展中，提升价值理性在文化重建中的基础性地位，彰显文化之“化人”、“育人”功能，在文化主体享受文化繁荣给人类带来信仰归位、价值坚守、规则尊崇的同时，引导世人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处理好人类实践和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构建全球生态文化。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的理念导引下，笔者认为，全球文化重建的理路是：建构各民族深度认同、多元并存、文化平等、和谐包容、保护生态、和睦襄助的新型生态文化。不可回避的是，能否形成真正的全球生态文化的建构，必然端赖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在现代工业文明扩展中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综合变迁过程中对自身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转变的切实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