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是流动的，维系着人类文明的血脉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前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化的生成、存续和化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实现的，而人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的实践方式的变革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不断地拓展与延伸。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生嬗变和与该物质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动时，文化也会或慢或快地随之发生变化。在长的历史时段内，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变革中，某一文化发生危机后，原有处于主流“脉系”的文化的影响会慢慢的下潜或暂时性消退，在新的主流文化没有正式确立之前，文化的发展并非止步不前，而是处于“缓慢”加速度的量变中，当该历史时期的文化量变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质变随之发生——新的主流文化正式出现。在人类文化史上，从文化危机出现到新的主流文化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嵌且具有内在统一性，就是文化的重建过程。笔者认为，文化重建是在文化出现危机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基于社会变革对于原有文化自身的重组、超越和凝铸而形成新的、并对现有的社会发展起到思想引领、价值范导、规则建构的文化生成过程。

文化重建是文化自身吐故纳新、薪火相传、血脉相续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有时是在文化系统内自然发生的，属于文化自觉的范畴;有时是与文化所生长的社会的变革绾和在一起的，但后者往往居多。被雅斯贝尔斯所称道的人类“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的繁荣，就是西周末年的周礼文化危机后，在社会大变革时代，文化传播规模日盛、学术环境宽松活泼、私家学者集团兴起后达到诸子蜂起，学派林立，才形成蔚为奇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文化第一次大繁荣的壮阔景观。由于文化交流上的频仍，在春秋战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原有的“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各族逐渐“实现华夏化”[16]67，使华夏民族最终形成，并为秦汉时期强大的一统帝国和文化一统奠定了雄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属于文化重建的经典范例。回望西方，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亡，欧洲进入中世纪漫漫的千年征途。在基督教教会统治的淫威下，使得自希腊罗马以来形成的理性思想遭到极大的扼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为宗教思想所笼罩，宗教所具有的阴暗面和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使得社会进步缓慢。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的确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倒退’。”108尽管中世纪钳制理性，压抑人性，社会环境阴霾重重，但浸润中世纪千年的西方传统文化血脉仍弦歌不绝，“匍匐”前行。并使蛮族从原始的刀耕火种发展到城市文明，从部落散居迈入近代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被今人所熟知的“西方文明”就是在中世纪千年的栉风沐雨和踯躅蹒跚中显现雏形并最终形成的。同时，“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孕育已靠近一道关键性的门槛;越出这道门槛，这种孕育就不再是一些旧的结构所能包容的……即将在产生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巨大的文化大变动中显示自己的威力。”[15]249于是，在文化自身渐进性发展过程中，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鹄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中世纪的迷障，开始了新的文化重建之路，在接续古典时期人文精神的同时，高扬了人文主义，确证了个人主义在当时欧洲社会和思想中的地位，同时使世俗主义深入人心，“人类成就的新典范接踵而至。人类意识和文化的发展如此令人叹为观止，自西方文明诞生之初的古希腊奇迹以来是从来没有过的。实际上西方人重新获得了生命。”[15]253当然，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发展无疑是与当时欧洲生产方式的变革及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不难看出，文化危机之后的文化重建不仅是文化自身历时性的沉淀、自省、自觉、纯化、跃迁的历史过程，而且亦是与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发展在共时性上有着藕断丝连的依附、择拣、吸纳、融合、升华的历史进程。

四

如上所言，立足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境遇，任何文化的重建过程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其过程却可表征出多维文化重建中的一些程式化的路径和规则化的场景。我们认为，文化重建的过程既是对原有文化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的甄别、择拣、融会的更替过程;也是发现他者，学习他者，对外来文化的萃取、借鉴、吸收的过程;更是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达致文化自身化约贯通、推陈出新、实现质变的过程。在文化重建中，这些过程并非线性的、单一的，有时是立体的、交叉的，共同推进文化整体的层级跃升。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个过程。而文化的承续和发展更是如此。在文化危机发生后，新的文化体系的重建，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既有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文化自身传统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批判意义上的连续性重建基础上进行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355关涉到具体的文化重建上，它“的前提是文化反思，如果没有反思，那是很容易导致文化自恋和自大。”[17]94当然，这种反思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文化实践主体对原有文化系统自身的重新认识和仔细体悟基础上对该文化传统的甄别、筛选中进行的。同时，对原有文化自身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建而绝不单纯为了否定，更主要的是在批判性反思基点上对原有文化系统自身精华的吸收、融汇和改造。诚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在对古希腊罗马既有的人文主义传统的重新捡拾和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审视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欧洲生产关系的变革及社会发展的实际，“努力使古典艺术得到‘再生’……更多的是为了汲取灵感，‘古为今用’，是借用古希腊罗马时代‘现成’的、闪耀着人性气息的理性思想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和抱负，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束缚。”145-146在文艺复兴中倡导的世俗主义，是在对中世纪盛行的禁欲主义的抨击和批判中得以确立并广播开来的。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雕塑和绘画亦大都与中世纪的建筑、雕塑和绘画有诸多关联，并在吸收原有艺术成就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辉煌。与此相似的是，“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一样也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寻到进行变革的灵感和思想……宗教改革的领袖是从基督教之母——犹太教和原始基督教的早期思想中找到进行改革所需要的武器的。”180反而观之，文化重建中对原有处于危机中的文化的批判不是全面否定，克服原有文化中的危机因素而不是完全抛弃、隔断危机中的文化的“血脉”。在文化重建中不能对陷入危机中的既有文化传统一棍子打死、完全否定，尽管该文化重建可能负载着各种不能割舍的政治、社会目的。如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知识精英们高擎“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旗帜鲜明地倡导“四个提倡、四个反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唤醒了近代中国人的爱国意识，以“重估一切价值”的决绝勇气，重创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促使近代中国人去忘我地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益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养分，“五四运动因此成为中国文化迈向现代化征程的真正开端。”[18]91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立足于文化弦歌不辍和文明传承的视角，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过激，范围过广。没有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并继承它，这种激进地反传统思想给后来造成了不良影响。”[19]88不难看出，文化重建中对既有文化传统的完全隔绝、全盘否定的做法应加以摒弃，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