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启哲主要以言论获罪。案卷里也有两条所谓“行动罪”，一是企图畏罪自杀，抵抗群众运动。二是和丈夫握别。她在交代材料里几次辩解：“三月份，专案组把王鉴之从家带走时，我是握过他的手，但这不能算我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因为那时王鉴之问题的敌我矛盾性质还没有明确……”
　　握别丈夫也是罪行！今天年轻人听来，这比天方夜谭还虚诞离奇。夫妻俩最后一次握别，王鉴之握着苏启哲的手轻轻说：“再见！”这是他留给妻子的最后一点体贴，最后一声温存。
　　以后的三十九年里，苏启哲家中有个硬规矩，孩子出门无论长短，都不许对妈妈说再见。
　　苏启哲被实行“群众专政”（即非法羁押）以后，又有人陆续揭发出她从“三年困难时期”到“文革”开始的几十条反革命言论。看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粮食产量是吹上去的。”
——“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美国靠的是什么呢？”
——“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这几年右派里饿死人也不少，这些人没有积累，都是贫苦没办法。”
——“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我们现在说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这不也是个人崇拜吗？世界上再没有比毛主席更英明的人了吗？”
——“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武斗更凶了。”
——“现在搞早请示晚汇报是形式主义，以前蒋（介石）让人每天背总理遗嘱，却干着背叛革命的事”等等。（见1978年7月31日玉门石油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给局党委的《关于苏启哲问题的复查报告》）。
　　苏启哲因说出了千万人都看到、想到，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实情而获罪，“罪行”的核心部分，是对个人崇拜的质疑。当时，全国上下都大搞“三忠于”“四无限”。有些人对全国性闹剧心中有数，行动随大流以表明紧跟形势；更多的人恐怕是真正陷入现代迷信狂热。“文革”中，毛泽东亲口对斯诺说：“是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才好。”为什么？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更多的人盲从、迷信、癫狂乃至全民昏热（包括假装昏热），这就是运动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吧。这种状况下，保持清醒很不容易，把不同观点亮出来，且坚持下去，更难能可贵。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这句话，最适宜解读苏启哲命运。
　　苏启哲忍受了三年非人折磨，期望了三年组织结论，1969年，见到的是“戴现行反革命帽子”处理决定。她坚决否认其中的不实之词，在签名处写下“政治陷害”以示抗议。但对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她并不否认。
　　这是一种什么骨气？这是一种什么担当？
　　苏启哲对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的质疑否定，今天看来仍不乏理性的价值维度。她的选择，体现了追求真善的执着，维护正义的胆识。
　　悲剧把人的思想情感引向崇高。苏启哲是小知识分子，她在非常时期的表现，把许多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甚至趋炎附势的大知识分子比低、比小、比没了。
　　有忧患意识，能独立思考，敢担当责任，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经过“文革”大面积长时期政治迫害，这一传统被瓦解被颠覆。多少知识分子思想异化，心灵扭曲，人格失落，变成嗅觉灵敏的政治动物；不再忧国忧民，不再坚持真理，不再讲品格操守；揣着明白装糊涂，睁着眼睛说瞎话，害人手段越来越高，道德水平越来越低，社会毒化愈演愈烈……
　　从1966年下发《5·16通知》，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酿成史无前例的持续内乱，“主动地、不停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查“5·16”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接连不断，打击对象一而再、再而三地扩大。
　　挨整的人里，知识分子最多，对知识分子残害与毒害并行，导致良知缺位，道德整体滑落。
　　多年来，不少人恪守一条潜规则，在运动中要撇清自己保护自己，就得加害别人。所以，越是有可能被怀疑、被牵扯的人，越要撕破脸皮慷慨激昂地整人，期望通过种种表演来矫正自己的形象，免得被打入另册。知识分子的这类表演往往更激情、更生动，更“精彩”，因此，他们为自己留下的人生遗憾也就更多。运动中，许多害人者其实也是受害者，害人终归害己，精神矮化心灵扭曲良知流失难道不是一种自残？十年一剑，从两面杀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民族深刻悲哀。
　　许多“文革”回忆文章，把大面积政治迫害归结于造反派无法无天。人治之下法同虚设，国家本有宪法，宪法不是跳梁小子乌合之众想推就能推翻，推手自在上面。连国家主席性命都不保，遑论百姓安全？支持上下协同作恶的，是恶政恶法。被《公安六条》圈进有形无形“绞肉机”的，是千千万万个苏启哲。
　　“文革”时期，流氓粗口登台面，谣言堂皇上媒体，刀笔封杀不见血，从“两报一刊”的梁效、初澜、罗思鼎，到地方报纸、行业报纸及红卫兵小报，秀才们推出一篇“檄文”，撂翻一个、一群，甚至一批人、一层人！阴谋阳谋循环往复，受害者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