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政指挥部，每个封闭黑牢都是高灯长明。苏启哲是单独关押的“重犯”，待遇更不同于他人，两只强光探照灯彻夜悬在她头顶，一切隐私都无法保护。不许上厕所，又不给便盆，小便只能解在报纸上，报纸上印有毛主席语录，她因此罪上加罪，被打得死去活来。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把电源接在两个拇指上，指头烧焦骨碴都露出来了，人没死成，却又增加了对抗群众运动，企图畏罪自杀的新罪名。
　　有一次，实验室毒气发生泄漏，别人都远远跑开，只把她一人堵在毒气弥漫的房间里处理现场，好像一旦成了“反革命分子”，生命就不是生命。那一刻，她不知想过没有，比毒气更毒的究竟是什么？
　　造反派还强迫她的几个子女开家庭批判会，利用孩子的幼稚，刺庝母亲，伤害亲情。
　　打倒“四人帮”两年后，玉门局仍不愿给苏启哲彻底平反，坚持要在结论里留“尾巴”。她在申述里写到：“我的主要问题只有66年在疗养院时说的那一条（关于个人崇拜的），而且那一条包含了对林彪形左实右路线的恨……在歪曲、诬蔑、捏造、篡改、罗织下，我的罪状越来越多。这些问题是产生于逼供信之后，没有逼供信也就没有问题，此复查报告仍让我承认揭发指证，什么‘三人证明’‘一人揭发’之类，全是假的。”一番话掷地有声，反映的真相被后来的事实证明。
　　即使平反以后，歧视、侮辱也没有离她而去。平反大会刚开过，石油部工作组还未撤离，配合苏启哲搞实验项目的一个青工为独享科研成果，竟对她大打出手。事后那人解释说，自己所之以动手，是“忘记苏启哲已经平反。”如此说来，在一些人眼里，没平反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当人看，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所以有许多人不堪忍受，选择自杀。
　　1968年6月7日以后，苏启哲不再动轻生念头。为了已经失去父亲的四个孩子，她必须含垢忍辱活下去。可是，身陷牛棚的母亲，又能给孩子多少呵护？两个上初中的孩子被送到农村插队，幼子和小女经常吃不上饭，13岁的哥哥和7岁的小妹有时靠给人从水站抬水换一半个剩馒头吃，饥寒惊恐日复一日……
　　1970年3月，“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市区雪地上出现了两条反对毛泽东的标语。玉门市革委会和石油局革委会联合行动，把雪地标语列为反革命大案，做出从快从重处理部署；一张天网迅速展开，政治空气紧张的像随时要爆炸。很快，苏启哲13岁的幼子王亦平被圈定为嫌犯。理由似乎充分得很，“小反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杀父之仇。
　　王亦平先被关在阴暗湿冷的地下室里，屡遭拳打脚踢皮带抽。深更半夜，把他按在西河坝的绝壁上恐吓：不招供就把你踢下去摔死！看着深不可测的峡谷，他除了违心地认罪已别无选择。6月15日，他被正式收监拘留，全市召开公捕公判万人大会，他被五花大绑拉去示众。他后来回忆会场情景，头被两个警察按得只能看见脚面，耳边回响着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那一刻，他非常难受。越难受，就越怀疑自己真是反革命。
　　两年后他被无罪释放，释放决定这样写：
毛主席语录
要过细地做工作。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玉门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 玉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于对王亦平的处理决定
王亦平受其家庭影响，思想落后，于一九七零年六月十五日因书写反动标语被拘留，后经审查书写反动标语问题予以否定。但有一般性的错误言论。为此，对王亦平批评教育，无罪释放。
特此通知
玉门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公章）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三日
　　王亦平坐牢两年的代价，是1978年平反后区区百元冤狱费，还有三十岁就全部脱落的头发。
　　在兰州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曾写过狱中难友，一个因反革命罪被枪毙的女大学生。别人建议他动笔写一写自己的经历，他却一直未动笔。据说那年头坐过牢的人，出狱前都要受特别教育，许多人对自己的案情默然。
　　在非人境遇里坚持活过来的人，情感意志都有非凡强度和韧性。苏启哲忍耐的极限是1978年。冤案平反后，从高压下突然解脱，她精神失重了。回归社会的第一个春节，苏启哲出现明显精神分裂症状，她时时为臆想中的迫害焦虑，惊恐，狂躁，甚至歇斯底里。别人走出阴霾时，她却陷入更深的黑暗。
　　对她来说，油城玉门处处皆是伤心地，触发惨痛回忆的场地、人物太多了，她病越来越重。犯病时，她能整整疾行一夜，边走边自言自语，一会儿要去找回丈夫，一会儿要甩掉跟在黑影里的杀手；她还不停地催促孩子们跟着她走，往没有危险的远处走……

有鉴于此，一些“老玉门”出面声援呼吁。1985年，石油部报经中组部经济干部局备案，把苏启哲和次女调到四川石油管理局。此前，时任石油部副部长的赵宗鼐出面协调，把从兰州大学毕业的王亦平分配到四川石油局党委宣传部工作。
　　恢复高考后，苏启哲的三个儿女上了大学，没上大学的大儿子也自学成高级技师；大女儿后来任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副主委、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小女儿三医大毕业，在石油职工医院当眼科医生。苏启哲晚年生活最大的安慰是，看着子女努力上进，事业有成；看到了孙女外孙女先后从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读完硕士，都留在高校工作；看到了活泼可爱的第四代笑脸相迎。
　　如果说此前还有过一些安慰的话，那就是打倒“四人帮”以后，部分揭发者陆续否定自己做过的伪证。事实正如苏启哲先前的申述材料所说，那些伪证是在专政指挥部高压下产生，有些干脆就是在刑讯逼供中按要求做的。人们把真相说出时，也就开始了灵魂的自我修补。对许多人而言，良知的回归，是走出“文革”梦魇的必由之径。苏启哲清醒时，不止一次感叹，只要条件许可，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把做人放在立身行事的应有位置。

启智正人横祸后独擎残家亦慈亦严懿行有继

哲礼传嗣逆境里共济同舟向真向善俯仰无愧

——成都大朗陵园王鉴之苏启哲墓对联

　　苏启哲始终没有摆脱精神分裂症纠缠，后来又遭癌症侵袭。她在两种疾病的折磨下顽强地坚持了十年，逝世前，骨瘦如柴面容脱形。
　　苏启哲留下的遗物中，有一份玉门石油管理局党委的玉局党字（78）155号文件《对王鉴之同志问题的复查处理决定》。《决定》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打人凶手认真追查。”这句话已在档案里沉寂了四十年。
　　这种没人落实的空话，尘封于为数不少的“文革”案卷里，就像躲过风头的众多打手，安然地活跃在人群中。
　　……抡棍挥鞭的，舞文弄墨的，设局下套的，灭迹消踪的，各色打手是“文化大革命”特产，也是人性丧失、文明堕落、社会毒化标志。运动持续的高压态势，催化了人之恶变，激活了一些人的暴戾残忍。谁迫害人办法多，有创意，心肠硬，敢下手，谁就革命立场坚定，就是对敌斗争有勇有谋。主政者大言炎炎，要“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而打手们只是力行一个狠字。这类人如果不是在“文革”舞台上表演一番，真是无法相信，人究竟能邪恶狠毒到何种地步！人们指望恶有恶报，实际上在后来清查中，由于种种原因，把账都记在“四人帮”身上，并没有追究多少个人责任。
　　问题是，也没看到有人为“文革”恶行自责忏悔。拒绝忏悔的打手，把自己永远定位于“鹰犬”……既如此，那么羞耻感、罪孽感、自责心、忏悔心当然不复存在。
　　季羡林先生认为，“文革”中的害人者中的绝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他还指出：“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取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季先生希望：“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摘自《<共和国内乱的年代>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