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说明明确的“文”、“笔”之分是“近代”以来方有的，也说明这已是“今之常言”，即时人普遍习用的说法。《文心雕龙》卷2至卷5论文体部分，便采用了这种“文”、“笔”之分的有序的结构框架：《明诗》至《谐隐》10篇，是论述“有韵之文”的，《史传》至《书记》10篇是论述“无韵之笔”的。而且风气所转，这时也已相当明确地流行“文”重于“笔”的文学观念了[136]。而《后汉书》著录传主各体著述，习惯于采用先“文”后“笔”的著录顺序，正是这种时代风气的产物。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后汉书》著录传主所著各种文体中，六言、七言等诗体，总是在诗之外单独著录，而且大多居于传主所著各种文体之末[137]。这还体现出《后汉书》文体排序规则中的雅俗观念。傅玄(217-278)《拟四愁诗四首序》说：

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138]

由此可见，在魏晋时，人们仍然认为，七言作为文体，有“体小而俗”的特点，与“诗”所应有的典雅语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陆机《鞠歌行序》感叹说：

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139]

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虽然已将三言至九言都划归“诗”一类，但是他仍然认为诗以四言为正体，其余杂言多用为俗乐，说：

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言(当为“正”)，其馀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140]

以四言为“正体”，则连魏晋以后已普遍流行的五言诗也居尊其下了。挚虞说：

五言者……于俳偕倡乐多用之。[141]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说：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142]

凡此都标示了文体观念中雅与俗的对立[143]。在文体分类中体现出审美趣味、文化趣味，或者说审美趣味、文化趣味渗透到文体分类之中，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观念的一大特色。

五、《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篇数与文集编纂

《后汉书》列传在著录传主著述时，最后大多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这一体例也是渊源有自的。如本文第二节所述，《史记》著录传主著述，有的著录篇数，如卷74《孟子荀卿列传》;有的著录字数或连带著录篇数和字数，如卷63《老子韩非列传》。而东汉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每书均作叙录，更是详叙文献典籍的篇数，如《晏子书录》云：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144]

班固《汉书》因有刘向《别录》可资参照，因此更是详列传主著述篇数，除前引《董仲舒传》以外，又如《贾谊传》：“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枚皋传》：“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等[145]。

史书著录作家著述的篇数，实际上可视为作家著述编定成集的一个可靠证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章学诚(1738-1801)认为：

(范晔《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146]

而余嘉锡(1884-1955)则认为：

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故疑西京之末，已有别集，班固录扬(雄)、刘(向)之文，即就本集采掇之耳。[147]

按，据本文第二节引录《汉书》卷65《东方朔传》所谓“刘向所录朔书”云云，可见西汉末年虽无别集之名，已有别集之实，余嘉锡所言为是，而章学诚失于深考。至于《隋书·经籍志》说：

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148]

《四库总目提要·别集总叙》也说：

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444-497)《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444-505)有《前集》、有《后集》……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149]

二书所论，如果是就别集之名而言，则大体正确;如果是就别集之实而言，则显然有误。

而且，《后汉书》按文体著录传主著述，既是魏晋以降文人编集实践的反映，实际上也为后人分体编撰文集作了初步的准备。以文类区分，按部就班地编纂集子，这是魏晋南北朝时编集的通例。别集如前引《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记载：

景初(237-239)中诏曰：“……撰录(曹)植(192-232)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150]

总集如挚虞编《文章流别集》，采取的也是“类聚区分”的体例[151]，《隋书·经籍志》说：

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152]

可见，受《文章流别集》的影响，分体别类成为六朝总集编纂的基本体例[153]。

魏晋六朝时期这种分体编撰文集的方式，与当时类书体例的确立不无关系。《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

帝(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154]

同书《刘劭传》也记载：刘劭在黄初(220-226)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155]。如果说，类书“随类相从”、“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为集部文献的分体编纂，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范型;那么，《后汉书》对传主著述的著录，则为别集的编纂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六朝人鲜明的文体归类意识、文体辨析观念和文集编纂观念。

六、结 论

本文经过统计，在范晔《后汉书》列传中，有48篇传记著录了传主的著述情况。这48篇传记资料，既不是缕列传主单篇著述情况，也不是概述传主著述的编集情况，而是以文体统括传主的著述，并综合说明传主著述的篇数，形成别具一格、较为规范的著述体例。

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这并不是《后汉书》的首创。在两晋时，史著在列传中详细著录传主各种文体著述的情况已成定例，这正是《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的渊薮。当然，《三国志》等史著并不像《后汉书》那样大量采用这一体例，因此，使这一体例成为史书人物传记的著述规范，这无疑是《后汉书》的一大创举和贡献。

《后汉书》对传主所著文辞的著录，包括所著各种文体及未归入各体的杂出篇章。这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归类，大致采用“因文立体”的路数。这种通过归纳法而产生文类的思路，恰好与西方文体分类惯用的演绎法的思路形成鲜明的对照。

《后汉书》列传传主著述的著录次序，一般先经、史、子著述，后文辞著述。就现存的历史文献而言，从东汉中期起，人们已开始自觉地将经学与文辞相对称，显示出经学之外文辞的独立性，这正是文学自觉观念的最初表现。《后汉书》著录传主的著述，区分经、史、子与文辞，正是东汉中期以来经学与文辞相对称的时代观念的延续和强化。而《后汉书》分立《儒林传》与《文苑传》，也是同一时代观念的产物。

综考《后汉书》48条著录传主著述的传记资料，共著录了44类文体。《后汉书》对传主所著各种文体的著录次序，一般先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等“有韵之文”，后表、奏、论、议、令、教、策、书、记、檄、说等“无韵之笔”。这一著录次序，表现出从汉末至刘宋区分文笔的文体辨析观念已趋于明朗。

《后汉书》列传在著录传主著述时，最后大多著录传主所著文辞的总篇数。这一体例也是渊源有自的。史书著录作家著述的篇数，实际上可视为作家著述编定成集的一个可靠证明。而且，《后汉书》按文体著录传主著述，实际上也为分体编撰文集作了初步的准备，并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六朝人鲜明的文体归类意识、文体辨析观念和文集编纂观念。

2001年6月30日初稿

2003年12月15日二稿

2004年9月6日三稿

附记：笔者参加香港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10月10-14日)，宣读论文《〈后汉书〉著录传主著述论略》，后刊载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集刊》第1期(台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2月)。其后又撰《〈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一文，刊载于《文史》2002年第3辑(8月)。本文即以前二文为基础，详加改定而成。其中若干论述与前二文略有出入，当以此文为据。

[①]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69《范晔传》，页1818-1820。

[②]司马彪《续汉书》83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宋史·艺文志》仅载刘昭补注《后汉志》30卷，不载司马彪《后汉书》。然则时至宋代，《续汉书》仅余八篇志，全书已佚失。参见宋云彬：《校点说明》，范晔撰：《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首，页1-2。

[③]这18人是：杜笃、王隆、史岑、夏恭、夏牙、傅毅、黄香、李尤、李胜、苏顺、曹众、刘珍、葛龚、王逸、崔琦、边韶、赵壹、张超。

[④]这30人是：卷14刘睦、刘騊駼，卷28桓谭、冯衍，卷35曹褒，卷36贾逵，卷37桓麟，卷40班彪、班固，卷42刘苍，卷43朱穆，卷44胡广，卷52崔骃、崔瑗、崔寔、崔烈，卷54杨修，卷57刘陶，卷59张衡，卷60马融、蔡邕，卷63李固，卷64延笃、卢植，卷65皇甫规、张奂，卷70孔融，卷79卫宏、服虔，卷84班昭。

[⑤]《后汉书》，卷28上，页961。

[⑥]《后汉书》，卷40下，页1386。

[⑦]《后汉书》，卷52，页1724。

[⑧]《后汉书》，卷59，页1939-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