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⑨]《后汉书》，卷60上，页1972。

[⑩]《后汉书》，卷60下，页2006-2007。

[11]《后汉书》，卷80上，页2618。

[1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卷3，《文集》篇，页296。

[13]参见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见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页84-101;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二章第三节《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页75-93。

[1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17，页3073。

[15]《史记》，卷63，页2147。

[16]《史记》，卷74，页2343。

[17]《史记》，卷63，页2141。

[18]《史记》，卷74，页2348。

[19]《史记》，卷121，页3127-3128。

[20]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6，页2525-2526。

[21]《汉书》，卷65，页2873。

[22]《汉书》，卷87，页3583。

[23]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33《经籍志》，著录为143卷。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辑录为22卷。该书始撰于明帝(刘庄，28-75，58-75在位)永平年间(58-75)，终于献帝(刘协，181-234，189-220在位)初平(190-193)年间，为本朝人撰本朝史。

[24]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54《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语，页1275;又见同书卷64《吴书·孙峻传附留赞传》裴松之注引《吴书》，页1445。

[2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卷4，页285。

[26]《东观汉记校注》，卷14，页550。

[27]《东观汉记校注》，卷15，页606。按，《北堂书钞》卷98、《艺文类聚》卷55引《东观汉记》，“书记”作“诗书”，并见吴树平，页606该条校注。晋谢承《后汉书》卷3载：“曹褒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见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42。《后汉书·曹褒传》与谢书文字悉同(《后汉书》，卷35，页1201-02)，当本于谢书。

[28]《东观汉记校注》，卷16，页656。

[29]《东观汉记校注》，卷18，页829。

[30]《东观汉记校注》，卷19，页839。

[31]《宋书》，卷69，页1820。

[32]见《隋书》，卷33，页954。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辑录了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张璠等八家后汉史著述的佚文。

[33]汪文台：《七家后汉书》(光绪八年[1882]镇江[今属江苏]林氏刊本)中谢承《后汉书》辑本，卷5列传目《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卷6列传目《方术》、《逸民》、《列女》，其中《文苑传》见页10B-12A。此书列传目，实据范晔《后汉书》列传目推演而成，但据佚文内容分析，似有所据。

[34]《三国志》，卷9《魏书·何晏传》，页292。

[35]《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页599。

[36]《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附应玚、刘桢传》，页601。

[37]《三国志》，卷42《蜀书·郄正传》，页1041。

[38]《三国志》，卷53《吴书·张纮传》，页1246。

[39]《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页1254。

[40]《后汉书》，卷42，页1441。

[41]《三国志》，卷19，页576。引文中顿号为我所加。按，曹植卒于魏明帝(曹叡，205-239，227-239在位)太和六年(232)，明帝景初年号凡三年(237-239)，所谓“景初中”当即景初二年(238)。

[42]《三国志》，卷19，页560。

[43]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前言》，页2。

[44]《华阳国志校注》，卷10，页750。可参看《后汉书》卷80《李胜传》：“(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页2616)

[45]《华阳国志校注》，卷11，页838。按，《三国志》卷42《蜀书》十二注引《华阳国志》，作：“(文)立章、奏、诗、赋、论、颂凡数十篇。”(页1032)

[46]《华阳国志校注》，卷11，页882。

[47]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页24;又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76-77。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蔡邕《独断》一书所体现的文体辨析观念，但该书主要是论述礼制典章、考释事物名称的著作，所论并非“文”或“文章”，参见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页11-25。

[48]《后汉书》，页2277、页2652。按《后汉书·祢衡传》：“(黄)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后汉书》，卷80下，页2657。据此，碑文即刻于碑上之文，省称为碑。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列“碑”，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则作“碑文”，亦可为旁证。见《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52，页144。

[49]《后汉书》，页2108。

[50]《后汉书》，页2792。

[51]《后汉书》，页2007、页2613、页2137。按《说文》：“祝，祭主赞词也者。”《释名》：“祝，属也。以善恶之词相属著也。”《玉篇》：“祝，祭词也。”祝之本训为祭官，引申为祭神祈福之辞，故亦作“祝文”。范文斓云：“祝亦通作祷。”并引前贤之说以为证，参见《文心雕龙注》，卷2，页179。

[52]《后汉书》，页1731，页2652。按《周礼·春官·小宗伯》：“祷祠于上下神示(祇)。”注：“求福曰祷，得求曰祠。”则祠亦祷也。又《礼记·王制》：“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则荐亦祷、祝之类也。

[53]《后汉书》，页1329，页2792。按《论衡·对作篇》：“上书谓之奏。”见王充著、刘盼遂集解：《论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卷29，页577。《文心雕龙·奏启》：“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文心雕龙注》，卷5，页422。据此，奏事即奏，亦称上书或上疏。

[54]《后汉书》，页2137，页1386、页1437、页1731、页1790。按《文心雕龙·书记》：“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公幹笺记，丽而规益……”。《文心雕龙注》，卷5，页456-45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说：“案笺之于记，随事立名，义非有别。观《文选》所载阮嗣宗《奏记诣蒋公》，诚为公府所施;而任彦升《到大司马记室笺》，则亦公府也。故知汉来二体非甚分析也。”

[55]《后汉书》，页1851。按条教，原意为条文、教令，《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几百二十三篇。”《汉书》，卷56，页2525。后多指郡守等地方长官所下的教令，《后汉书·史弼传》李贤注引《续汉书》：“(史)敞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条教，见称于三辅”。《后汉书》，卷64，页2108。简称“教”，蔡邕《独断》曰：“诸侯言曰教。”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卷36注引，页505。按今本《独断》无此语。

[56]《后汉书》，页1972、页2089、页2144，页2279。按两汉之“策”或称“策文”，细分之，可分为“射策”与“对策”，见《文心雕龙·议对》，《文心雕龙注》，卷5，页439;及《汉书·萧望之传》“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颜师古注(《汉书》，卷78，页3272)。

[57]《后汉书》，页1441。

[58]《史记》，卷8，页389。

[59]《汉书》，卷30，页1754。

[60]《宋书》，卷100，页2459。

[61]《后汉书》，页2609、页2617、页2618、页2635。

[62]《文心雕龙注》，卷3，页256。

[63]《文心雕龙注》，页269，注[31]。

[64]《后汉书》，页1240、页2617、页1731。

[65]《后汉书》，页1441。

[66]《后汉书》，页2007、页2137、页2144。

[67]《后汉书》，页2089。

[68]《后汉书》，页2007、页2279。

[69]《后汉书》，页1386。

[70]《后汉书》，页2089、页2108、页2137、页2279。

[71]《后汉书》，页1386，页1437，页1731，页1790。

[72]《后汉书》，页2007、页2279、页2583、页2618。

[73]《后汉书》，页1003。

[74]《后汉书》，页1441。

[75]《后汉书》，卷103，页3285。

[76]《汉书·艺文志》“诗赋”类，以“歌诗”与赋体并列(《汉书》，卷30，页1754-55)，实为《文心雕龙》所本。而《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武帝杂文集》10卷、谢沈《文章志录杂文》8卷及阙名《杂文》16卷、《梁代杂文》3卷(《隋书》，卷35，页1076、页1082、页1086)，可知梁人习以杂文为文类名称。

[77]这13篇传记是：卷28下《冯衍传》，卷40下《班固传》，卷52《崔骃传》、《崔瑗传》，卷59《张衡传》，卷60下《蔡邕传》，卷79《服虔传》，卷80上《杜笃传》、《史岑传》、《夏恭传》、《傅毅传》、《李尤传》、《崔琦传》。

[78]《后汉书》，页1722，页1724，页1940，页2613，页2616。

[79]《隋书》，卷36，页1086。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282。

[80]《后汉书》，卷40下，页1386。

[81]《文选》，卷48，页682-685。

[82]《文心雕龙注》，卷5，页394。

[83]《后汉书》，卷52，页1731。按《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25载崔寔《答讥》，页459-460。

[84]《文选》，卷45，页633-36。

[85]《文心雕龙注》，卷3，页255。

[86]按《应讥》亦同于《后汉书》卷64《延笃传》中的《应讯》，李贤注云：“讯，问也。盖《答客难》之类。”(《后汉书》，页2108)又，卷59《张衡传》的杂出篇章有《应闲》(《后汉书》，页1940)，亦为此类。《应闲》，亦即《应间》(间为闲之俗写)，《文心雕龙·杂文》说：“张衡《应间》，密而兼雅”，《文心雕龙注》，卷3，页255。

[87]徐师曾：《文体明辨序》，《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78。

[88]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83-184。文中说：“该书共收文体八十五类”，误，应为八十四类，同书第215页即作：“《文章缘起》共分八十四类”。

[89]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85-192。

[90]见《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

[91]参见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页160-162。

[92]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将文类研究分为归纳与演绎两种方法，见Tzvetan Todorov：“Literary Genres，”Vassilis Lambropoulos and David Neal Miller，eds.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Albany：State U of New York P， 1987)，p.191。参看钱仓水：《文体分类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页173-193。

[93]亚理斯多德：《诗学》(Poetics，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页3-10。

[94]黑格尔：《美学》(Aesthetics, 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3卷，下册，页96-102。

[95]韦勒克(René Wellek)、沃伦(Austin Warren)：《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十七章《文学的类型》，页268。

[96]可参看乌尔利希·威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文学体裁研究》(“The Study of Literary Genres”)，盛宁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页278-300。莫·卡冈(Μ.Κагн)：《艺术形态学》(МОРФОЛЛОГИЯ ИСКУССТВА，凌继尧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页418-433。

[97]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5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页110-18。

[98]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王天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页285。

[99]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页20。

[100]《独断》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十杂家类二杂考之属，《释名》收入《四库全书》经部十小学类一训诂之属。

[101]王应麟：《玉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51。

[102]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51，页1427。

[10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全晋文》卷77。

[104]《隋书》，卷35，页1089。

[105]《宋书》卷100《沈子亮传》云：“所著诗、赋、颂、赞、三言、诔、哀辞、祭告请雨文、乐府、挽歌、连珠、教记、白事、笺、表、签、议一百八十九首。”(页2452)《沈林子传》云：“所著诗、赋、赞、三言、箴、祭文、乐府、表、笺、书、记、白事、启事、论、老子一百二十一首。”(页2459)《沈璞传》云：“所著赋、颂、赞、祭文、诔、七、吊、四五言诗、笺、表，皆遇乱零失，今所余诗笔杂文凡二十首。”(页2465)

[106]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这14篇是：卷19中《任城王云传附彝兄顺传》，卷20《安丰王猛传附子延明传》，卷32《封懿传附轨子伟伯传》，卷36《李顺传附希宗弟骞传》，卷38《刁雍传》，卷40《陆俟传附凯子恭之传》，卷48《高允传》，卷52《赵逸传》，卷54《高闾列传》，卷55《游明根列传附子肇传》，卷55《刘芳列传附从子懋传》，卷62《李彪列传》，卷65《李平列传》，卷67《崔光列传》。

[107]按，《汉书·刘向传》云：“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汉书》，卷36 ，页1928。又同书《东方朔传》云：“(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汉书》，卷65，页2873。《后汉书·崔瑗传》称：“(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后汉书》，卷52，页1724。这里所谓“文辞”，皆指经、史、子著述之外的文章诗赋，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含义。本文即用此意。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論》(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108]这15人是：刘睦、刘騊駼、桓谭、贾逵、班彪、班固、胡广、刘陶、张衡、马融、蔡邕、延笃、卫宏、服虔、刘珍。

[109]《胡广传》云：“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其余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后汉书》，卷44，页1511。《刘珍传》云：“著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后汉书》，卷80上，页2617。

[110]《后汉书》，卷36，页1240。

[111]《后汉书》，卷57，页1851。

[112]《后汉书》，卷79，页2576。

[113]《后汉书》，卷80上，页2617。

[114]《后汉书》，卷6，页261。

[115]《后汉书》，卷44，页1506。参见同书《左雄传》录阳嘉元年(132)左雄上书云：“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后汉书》，卷61，页2020。

[116]“文吏”与“儒者”对称始见于西汉后期，《汉书·何武传》记载：(何武[约前73-后3])“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验。”《汉书》，卷86，页3485。但此处尚未明言二者所掌握的不同知识和技能。

[117]《后汉书·胡广传》注引《汉杂事》曰：“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后汉书》，卷449，页1506。

[118]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成都：巴蜀书社，1991)，卷3，页87-90。

[119]这8条是：

(1)《刘苍传》：“诏告中傅，封上(刘)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范晔，卷42，页1441)

(2)《朱穆传》：“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卷43，页1473)

(3)《崔烈传》：“烈有文才，所著诗、书、教、颂等，凡四篇。”(卷52，页1732)

(4)《崔寔传》：“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卷52，页1731)

(5)《刘陶传》：“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卷57，页1851)

(6)《李固传》：“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卷63，页2089)

(7)《杜笃传》：“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卷80上，页2609)

(8)《苏顺传》：“所著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卷80上，页2617)

按，其中(3)、(7)、(8)3条仍以诗或赋居首。

[120]逯钦立《说文笔》已先发此论，见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47-348。

[121]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卷52，页720。按《典论·论文》始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冬，见曹融南、傅刚：《论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背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页220-21;林田慎之助：《〈典论·论文〉和〈文赋〉》，张连第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页110。

[122]参见林田慎之助：《〈典论·论文〉和〈文赋〉》，《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12辑，页117;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页38-42。

[123]《三国志》，卷21，页602。

[124]见逯钦立：《〈文赋〉撰出年代考》，原载《学原》2卷1期(1948年6月)，页61-64;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页421-434。有人认为《文赋》撰于永康元年(300)之春月，见姜剑云：《〈文赋〉撰年疑案新断》，《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页57-61。

[125]陆机：《文赋》，《文选》，卷17，页241。

[126]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ゐ文学观の展开——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氏著《中国の文学理论》，页23-28;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107;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页101-06。

[127]《宋书》，卷75，页1959。按《南史·沈庆之传》亦载，沈庆之对颜峻说：“君但当知笔札之事。”《南史》，卷37，页956。

[128]《宋书》，卷59《范晔传》，页1830。

[129]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337。

[130]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天卷，页93。

[13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页112-113。按，梁元帝萧绎之说，见《金楼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4《立言篇》。

[132]《后汉书》，卷80上，页2609。

[133]《后汉书》，卷80上，页2616。

[134]《后汉书》，卷80上，页2613。

[135]《文心雕龙注》，卷9，页655。

[136]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笔说”，参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页3-7，页106-11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页210-215;逯钦立：《说文笔》，《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页312-371;郭绍虞：《文笔说考辨》，见其《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下编，页295-350;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页189-206;曹道衡《南朝文风和〈文选〉》，《文学遗产》1995年第5期，页38-64;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81-89。

[137]“六言”，见卷40下《班固传》(《后汉书》，页1386)，卷70《孔融传》(页2279);“七言”，见卷42《刘苍传》(页1441)、卷52《崔瑗传》(页1724)、《崔寔传 》(页1731)，卷59《张衡传》(页1940)，卷60上《马融传》(页1972)，卷80上《杜笃传》(页2609)、《崔琦传》(页2623)。

[13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晋诗》，卷1，页573。

[13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5，页667。

[140]《艺文类聚》，卷56，页1018-1019。又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

[141]挚虞：《文章流别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

[142]《文心雕龙注》，卷2《明诗》，页67。直到唐代李白还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孟棨《本事诗》引。

[143]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70-71。关于先秦至六朝的雅俗之辨，参见村上哲见：《雅俗考》，顾歆艺译，《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423-441;于迎春：《“雅”“俗”观念自先秦至汉末的演变及其文学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144]晏婴：《晏子春秋》(《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卷首，页1A。

[145]依次见《后汉书》，卷48，页2265;卷51，页2367。

[146]《文史通义校注》，卷3，《文集》篇，页296。

[147]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2，《明体例第二》，页52，页69。

[148]《隋书》，卷35，页1081。

[149]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148，页1271。

[150]《三国志》，卷19，页576。

[151]《晋书·挚虞传》：“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晋书》，卷51，页1427。

[152]《隋书》，卷35，页1089-90。

[153]参见王瑶：《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见其《中古文学史论》，页84-101;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34-41。

[154]《三国志》，卷2，页88。

[155]《三国志》，卷21，页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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