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指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以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揭示环境的变动的属性”,“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例如,傅立叶以分析人的热情为出发点;例如罗·欧文在其《合理的社会体系概论》中,从‘关于人的天性的基本原则’出发,而断言合理的政府应该首先‘决定人的天性是什么’;例如,圣西门主义者声言,他们的哲学建设在关于人的天性的新概念上;例如,傅立叶主义者说,他们的导师所设想出来的社会组织乃是从人的天性的不变规律中所得出的许多无可争辩的结论。”(普列汉诺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用人的天性来解释人类的历史,这只能重复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哲学理念,其社会主义的构想因而也难以越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藩篱。

在人类社会学说史上,以人的天性为基础来解释人的行为和社会历史的学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二元分裂成“理念世界”和“形相世界”,认为,我们经验到的那个世界只是形相世界,是非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本质世界。形相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分有”,人的天性是由人的理念决定的。据此,他在研究人的行为和社会时,以理念世界来批判形相世界,用理念来规范人的现世行为,并把世界的发展看作一个不断地体现理念世界、逼近理念世界的过程,并最终走向“理想国”。从柏拉图的学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所谓的理念世界实际上是哲学家自己理性思辨的结果,因而人的天性实际上是他关于人应当如此价值悬置,在此基础上设想的超越现存社会的构想——理想国,就是一个现实应当如此的社会理想。柏拉图的这种思维方法虽然对现存的社会状况具有巨大的理论批判张力。但是理论的批判是一回事,现存向未来发展归根到底是一个实际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对现存的实践超越。而这种从人的天性出发,从头脑中建构一个超越现存状况的理想状况,并认定这就是未来是然的想法,从根本上脱离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因而始终不可能找到一条从是到应然过渡的桥梁。理想国终究只能是柏拉图浪漫的社会梦想。然而,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方法却在以后人们批判现存社会、构想社会未来中时常显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将此方法作为建构自己理论的基本方法。

近代以来,这种以人的天性为出发点,对当时现存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资产阶级社会理

论,其二即是社会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时,将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作为自己思想的前提。在他们看来,封建专制制度是对人天性的扭曲,是对人的扼杀,所以,为了人本身,必须推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同时,他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向人们描绘一幅人性大解放的美妙图景。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之现实证明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只是一种梦想,资产阶级的现实活动是对他们的最好讽刺。然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些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于是这些用心良苦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终究转变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他们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软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与其说是他们理论的现实化,还不如说是他们理论的破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人民性,这些启蒙思想家理论上的出发点也注定他们理论最终只能走向两个结局:或是乌托邦,或是非科学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