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是带有浪漫情怀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首先表现为近代前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所有的乌托邦思想家都在大力鞭挞资本主义违反人性的同时,将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心放在一个他们想象中的那个不变的、自然的人的天性的恢复上,托马斯·莫尔认为,上帝规定人们按照自然法则来生活。因此,人必须遵循自己本性的要求,用理性去判断:应当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才不至于因为最小的快乐妨碍最大的快乐。人是生来要享受幸福的,德行就是按照本性的要求使自己幸福同时也使别人得到幸福。可是专制的封建统治和资本暴发户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极尽压迫、剥削他人之能事,把别人打入苦难的深渊。在未来的社会——乌托邦中,人的本性得到充分的体现,每个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莫尔说,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有如此高尚的人民和如此幸福的生活!(参见维·彼·沃尔金:《〈乌托邦〉的历史意义》,《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式,第200页)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用全部的精力从事以人的天性为准绳来设计未来社会的研究。(参见普列汉诺夫:《空想社会主义者》,《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理论如何可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实现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性不是一个自然性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性的范畴,其内涵也不是不变的天性,而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着的人的属性。所以人性本身并不能作为历史的出发点,它不是一个历史的原初东西,相反它要通过历史的原初性东西来加以说明。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个人的社会生产活动。他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一部社会生产的历史。历史的现象(包括历史上恶的现象)只是在生产活动基础上的社会发展中具有一定必然性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仅仅通过抽象的人性和设置“应然”的理想来进行批判是虚弱的——尽管形式上,这种批判具有强大的力度——同时也是非实践性的。人们对于历史现象,既应当通过人道主义的关照来进行价值的批判,更要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流逝性的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具体统一中实现对这些现象的超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只有被理解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的实践超越,才具有其真正科学的意义。从一个抽象的人性概念出发、设想一个“当然”的、“理想图景”式的社会主义,到头来只能是浪漫主义的“梦想”。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是其浪漫主义的方法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