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把人一个个捏造为自私自利的“动物”。人们热衷于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纠纷;建筑师希望发生大火将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则希望一场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用容易褐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经常更换……。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毫无羞耻的名利场。

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的批判一般地总是停留在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通过人文主义的逻辑,将世界进行“应该”与“是”的二元分裂的层次上,即是说,这种批判只是一种无力的道德批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私有制社会进行科学的剖析,实事求是地认识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暂时性。因而这种批判本质上讲是不可能有真实结果的,它不具有从理论批判向实践批判飞跃的现实可能性。

与此相联系,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设计克服“是”的社会以后的“应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时,尽管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但他们的设想终究不可避免地带着浓厚的道德构想色彩,充满着近代人文主义所普遍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希望给人民提供一个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间天堂。

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的是最舒适的房子,可以随意旅行,享受世上最美妙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不管是男人还是妇女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权利。国家再不具有统治的意义而成为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傅立叶在设想“和谐制度”时,浪漫主义的情感表现得尤为突出。傅立叶认为,“和谐制度”的社会由一系列“法郎吉”组成。法郎吉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具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功能。全体成员居住在一个“法伦斯泰尔”的宏伟建筑群中。此建筑群整齐美观、布局合理。在“和谐制度”中,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但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和交换工种,把自己的“聪明灵巧贡献给自己比较喜爱的诱人的活动”。(《傅立叶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6页)人人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愉快地生活。……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待资本主义这个具有一定历史现实性的社会,只进行人文主义的道德批判说到底是无力的,它既不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根源和运行机制,也不可能切实地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马克思的批判则主要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科学批判。科学批判不是说不应当得出价值结论,而是说它用来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和评价尺度的必须是历史的事实和客观的逻辑,而不是抽象的伦理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价值目标的提出和实现是建立在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如果不从现实出发,不研究和发现现实运动的规律,不根据这些规律并改变它们起作用的条件,价值目标或者就提不出来,或者提出了也不能实现。”(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