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字”在中文表达和理解中强有力的核心作用,所以汉语的思维,从书面语的角度说,本质上是汉字的思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汉字下这样的文化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汪曾祺从一个“文化人”的角度更为入木三分地指出:“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国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饶宗颐进一步认定在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苏美尔人(Sumerian,闪族人)在两河流域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他们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了城市,由氏族制度向文明时代过渡。在这个过程中,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创造成为苏美尔文明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字最初的形态是图形文字。由于它产生于公元前第三个一千年时期,有的西方人认为它是汉字的源头。甚至发现它也是“先作纵书,后来九十度转为横书”。但就其图形本身而言,饶宗颐认为:“自然以之表达具体的东西较为容易,抽象观念则困难滋多。在乌鲁克时代①,若一涉及泥板上写刻大部分的神庙的有关经济记录,尤以羊牛的数目最为常见,表达的事物十分简单。它的显形文字发展未达规范化,远不像汉文的形声构造的齐整和严密”。更重要的是,苏美尔人的语言是黏着语,大部分是单音节,很少形态变化。“到了巴比仑人②接替了苏的字体时,继续发展这种音节系统,由于巴比仑人是屈折语系,需要在字的音节上来表示意义,不像苏人之为黏着(单音语),只有于‘字’上来取义,于是更增加了复杂性,因而需要多量的限定词(determination),而且每个符号不少为多音节符号”。显然,语言的特征决定了文字的走向。表意字对语言的控制,拼音文字“为语言所吞没”,划出了人类文字与文化类型的深刻界域。

二、汉字的特征决定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特征

汉字的文化特征,深刻地决定了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特征。印欧系语言的研究起源于语法分析。印度的古典语文学家们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宗教经典《吠陀》语言结构形式的分析和解释。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语法体系:波尼尼语法,即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印度语文学家波尼尼(Pānini)的《波尼尼经》。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描述这一语法研究的过程时说:“我们看到印度的语法学家把他们的兴趣从圣经扩大到上层阶级的语言,编写了许多关于语言形式的规则和表格来描写纯正的言语,那就是所谓梵语(Sanskrit)。随即,他们作出了一套关于语法和词汇的系统分类法。这项工作一定做了好几代,才能编出那部流传至今的最早的着作――波尼尼语法。”这本书由3996条语法规则组成,极其详尽地描写了梵语词汇的屈折变化、派生形式、合成规则,描写了每一种句法的实际运用。与此同时,欧洲的语言学者在哲学和逻辑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在逻辑范畴研究的基础上,对希腊语词的变化、词的结构模式和词类进行研究,形成一种逻辑-语法学。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欧洲语言学的源始样态:“陈述主词的任何谓词与主词都必然是可换位或不可换位的。如若可以换位,谓词就应该是定义或固有属性;因为如果谓词揭示了主词的本质,它就是定义;如果没有揭示本质,则是固有属性。因为固有属性之为固有属性,乃是由于它能与主词换位但又不揭示本质。如果谓词与主词不可以换位,它就或者是或者不是陈述主词定义的一个语词。如果它是陈述主词定义的语词,它就应是属或种差,既然定义是由属加种差构成的;如果它不是陈述主词的语词,它显然只能是偶性,因为……偶性不是定义,不是属,也不是固有属性,但它又是属于主词的。接下来,我们必须区分范畴的种类,以便从中发现上述四种述语。它们的数目是十个,即本质、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动作、承受。事物的偶性、属、固有属性和定义总是这些范畴之一,因为通过这些范畴所形成的任何命题都或者表示事物的本质,或者表示它的性质、数量或其他某一个范畴。从这些显而易见:揭示事物本质的人有时表示实体,有时表示性质,有时则表示其他的某一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