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法规则的细致描写到逻辑阐释,为什么印欧语研究的源始样态没有发生在汉语的古典研究中?钱基博从文章的文化特征解释这一点:我国文章尤有不同于欧美者,盖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重精神也。维欧美之尚形式也,故为文皆有定法,……皆缕析条分,日趋精密。后世无不本此以为着述。是以文少隐约模棱之弊,此其利也。然其失在过泥形式,文章不能活用,少生气。数千年来,中国无如欧美之文法书,而欧美文法学说则日新月异,岂非以形式可说而精神不可说乎。如果说文章“重精神”是汉语语法“阙如”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进一步深究文章的腠理,就会发现,中文依托意涵丰润的表意汉字,使得字义在句子理解中的功用主导了结构形式的安排,并超越了结构形式的限制。中文的理解本质上是字义的配合,因此,中文的结构显现出“神形同构”的特点。“他坐地铁到体育场”和“他到体育场坐地铁”所指的经验顺序完全不同,概念结构的差异引导着语法结构的差异。在经验领域中不能出现在动作后面的处所,在句法上也不能出现在动的后面,所以“在马背上跳”不能说成“跳在马背上”。

不仅如此,中文字义理解对形式的超越还表现在即使“神形异构”,仍然不影响对字义的理解,所以,中文会出现“差点儿输了”和“差点儿没输”都表示没输,“水淹了庄稼”和“庄稼淹了水”同义的样貌。这充分说明无论是“神形同构”,还是“神形异构”,它的核心是“以神统形”。中文的语法是“以意运法”的“活法”,而非“以意从法”的“死法”。“文成法立”是中文语法最本质的表述。文意恰当地表现出来,文法也就立在其中,所谓“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章学诚《文史通义》)“无定之法”经过人的“心营意造”,即成“一定之法”。而这样的营造,是离不开一个个表意汉字在组合中的多方意会的。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语言研究始于文字的考究,从先秦的字义辨析,到汉初的正字范本,再到西汉的我国第一部语言学着作,汇释字义的《尔雅》。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书面语为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比口语更真实也更重要的基础。说它真实,是因为汉字以其在形音义上的各种可能性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的语汇和句子形式。我们迄今能够看到的中文的优秀篇章,绝大多数是汉字创造性经营的杰作。说它重要,是因为在历史上汉字是唯一能够维系中国统一版图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而这一点,从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语言学注重口语的理论视角来看,汉字几乎是遮蔽了口语的真实性的。文字学家唐兰曾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但是,中国人把文字统一了古今殊语,也统一了东南西北无数的分歧的语言,所以,从纪元以前就有了文字学,而且一直在发展。西方的语言学,中国的文字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曾经指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中国古代的文字学就是语文学,或者称“小学”。古代的语言研究,是以“字学”为核心的。“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大致来说,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和字音、字义的关系,而韵书又兼起字典的作用,所以三者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