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字学为核心,中文的形式表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中文的组合是字义的组合,而非用单位去填充某种形式框架。相对于后者,前者的“组义”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以“凄”为例,历代文人在“无语话凄凉”时创生出一系列在特定语境中与“凄”字相配的组合:凄凉、凄冷、哀凄、幽凄、凄怆、凄恻、凄切、凄然、凄清、凄婉、凄惨、凄楚、凄凉……即使在当代年轻人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如万花筒般幻化组合、极富天趣和新意的名字:樱空释、梨落、星旧、泫榻、岚棠、蝶澈、潮涯、迟墨、片风、皇柝、渊祭、剪瞳……(郭敬明《幻城》)“梨落”让我们感到梨花落如雪,细草细如茵,如生命消逝般的凄凉;“蝶澈”,让我们在如溪水一般清澈的瞳仁中看到对花开蝶舞的眷恋,一股清新气息扑面而来。王蒙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汉字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他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欧洲多国文字。几乎所有的欧洲译者都向王蒙提出过同样一个问题:题目中的“眼”是单数还是复数?王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汉语是以“字”为本位的,“眼”是“本”,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性的字”,具有比eye或eyes更高的概括性与灵活性:“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或有的某个无法区分单数与复数的神性的形而上的而非此岸的形而下的眼睛,它可以指向文本里写到的孤独的电灯泡。”因此,“眼”的单数和复数取决于它出现的语境,这是“第二位的问题”。我理解,这“第二位的问题”就是语境中暗示的问题。在中文的理解中,汉字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一种“本立道生”的功用,在这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汉字的组织中演绎为一种“追本溯源、层层推演”的“字思维”。一方面,如“华文里的‘是’字,既是tobe也是am,又是was,还是were,包括了havebeen、hasbeen和usedtobe等。”另一方面,“眼派生出来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等概念,再转用或发挥作心眼、慧眼、开眼、天眼……”。王蒙指出:“英语里的cat-tle———牛、calf———小牛、beef———牛肉、veal———小牛肉、cow———母牛、bull或者ox———公牛、buffalo———水牛、milk———牛奶、butter———牛油……大异其趣。这些与牛有关的词,在华文里,是以牛字为本位,为本质,为纲,其余则是派生出来的‘目’。这样的牛字本位,则难以从英语中看出来。”

王蒙在这里剖析的正以汉字为单位的“字组”和拼音文字的“词”的文化差异。其次,中文的理解是字的形音义在特定语境中的积极暗示与默契,而非高度依赖丰富细致的形态变化。因此,中文重视字在意义、形式和功能上的弹性以适应语境理解的灵活性。中文的表达,对听话人的默契有深刻的信任。它是一种“听话人负责”而非“说话人负责”的语言。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如果以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来区分人类语言的话,汉语排在高度依赖语境(“高语境”)的语言的前列。语言的高度依赖语境有诸多社会文化原因。例如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非常密切,共享一张信息大网,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就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相互之间有很大的默契和心灵感应。许多信息不用通过语言形式,而是通过语境传达出来。再如说话人对环境因素、非语言行为(如表情、身势)非常依赖和敏感,与陌生人接触习惯在一开始通过一些背景性的问题对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出假设,以确定说什么和怎么说,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又如重视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亲疏程度、家庭背景差异,有时甚至忽视语言本身传递的信息,甚至对主要依靠语言形式交流信息的人非常不信任,认为沉默是金,言外之意传达的信息胜过语言信息。由此交流比较隐晦、间接、含蓄、迂回,注重礼貌,顾全面子,甚至不惜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注重创造和谐的气氛,避免冲突,言简意赅,点到为止。而这些社会文化成因在语言中的实现,都要求语言单位简易而灵活,具有强大的暗示能力。毫无疑问,汉字以其独具一格的形象、音象和意象,以其在组合中极富弹性的意会和联想功能,为“高语境”的理解提供了印欧系语言难以想象的坚实基础。正如石虎所说,当一个字打入眼眸,人首先感受的便是字象。它是由线条的抽象框架形象所激发的字象思维。它一定会去复合字所对应的物象。这种字象意延绵具有非言说性,它决定了汉语诗意本质的不可言说性。

中国哲学家对汉语理解的高度依赖语境有较之西人更为深入的论述,并视为中国哲学的一种思维风尚: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其三,中文的表达,在基于字的形音义的发散性解悟的同时,用更多的余力经营字与字组合的音乐性,即节奏和谐,韵律流畅,一气贯注。所以在汉语的句子建构中,“音句”是中文特有的一种句子结构单位。集“音句”而成“义句”(这里的“义”指特定的表达功能的完成),是中文最典型的句子样态,前人称之为“流水句”。字和音律、音句的关系,如刘大櫆所谓“字句为音节之矩”(《论文偶记》)。传统中文的无需标点,正是基于音句的自然节律。而中文句子之所以可以有意识地(刻意的)或无意识地(天然的)经营音乐性,正是因为它将句子的理解更多地建立在字义的发散性暗示而非结构形态的精确严密上。而这两者,实际上是格格不入的。换句话说,精确和严密,不是与生俱来,与中文一起成长的思维方式。中文能够用欧化的方式进行精确性的编码,但精确性在中文的思维中,不是一个积极的概念,更不是一个褒义词。中文的推敲,不在“推”和“敲”哪个更精确,而在“推”和“敲”哪个的暗示和联想更丰富和生动。本文的三个论题:字在中文表达理解中的核心作用,汉字的特征决定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特征,以字学为中心的中国语言与文化,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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