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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之父，英国学者泰勒说：“文化的起源和初期的发展值得辛勤研究，这不是作为好奇的对象，而且也是作为理解现在和理解关于将来社会形态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指南。”[①] 这在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工作中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因为我们可以在中国戏曲的起源中发现中国戏曲史的奥秘，从而得到相应的启示，为我们当今的戏曲改革提供借鉴。

一

早在19世纪的初期和中期，欧、美各国就逐步掀起了研究现代原始部族的热潮。英国人查里·达尔文经过二十多年的认真研究，先后发表了《物种起源》、《人类祖先》、《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现》等划时代的巨著，以自然选择为中心，整理并研究了人从低级的生命形态演化而来的证据，推翻了物种不变论，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其后美国人摩尔根出版了震撼世界的《古代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高度赞扬了达尔文之后，又说道：“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地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希腊罗马和得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②] 与此同时或稍后，英国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英国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法国列维·布留尔的《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原始人的心灵》、《原始人的灵魂》等等一大批古人类学家和艺术史研究者的著作相继问世，它们的笔触几乎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对现代原始部族和史前文化遗址进行了长期深入调查之后，在原始人类生活状态、狩猎方式、巫术宗教、思维特征、社会形态、图腾禁忌以及史前艺术等众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它们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之上，用大量人类学资料，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音乐、舞蹈、绘画和戏剧，是伴随着人类自身的成长，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最古老的艺术。特别是戏剧，它生成于人类祖先，即狩猎猿与原始猛兽的搏斗本身。原来，人类祖先往往要以逼真的模仿方式来猎兽，或是出发前的练习和教育后代，或是胜利归来后的庆功，因此，原始戏剧就以哑剧的形式出现了;又因为原始人类万物有灵的观念，它们往往要举行非常复杂的模仿性狩猎祭祀，以诅咒惩治敌手，以感谢神灵，于是戏剧性的模仿巫术就大为兴盛起来。[③]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恩格斯上面赞扬摩尔根的论断，我们已经确知，中华民族的原始先民，一定也经历过漫长、黑暗而又激烈的狩猎时代(详见第三部分的论述)，否则它就不可能成长为现代直立人，这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常识。我们现在需要彻底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在人类文明到来的早期，西方戏剧在古希腊通过“萨堤洛斯”(Satyrus)形成“酒神颂”(Dithyramb)，并且进而发展成悲剧(Tragoidia)，[④]而中国的原始戏剧却演变成了“巫觋”、“俳优”的形式(偃蹇乐神，插科打诨，佐之以歌舞，由人物的自由意志所引发的矛盾斗争、情节激荡及其指向结局的前进，几乎完全没有。)呢：

帝履癸，广优柔、戏奇伟，作《东歌》而操《北里》。(《路史》)

夏桀既弃礼仪，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伟之戏。(《列女传》)

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对此，我们不得不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灵魂深处去寻找答案。

本来，在原始社会，政治经济关系都是平等的，在原始宗教中全体氏族成员都有与神灵发生关系的平等权利，这就是原始的公平与民主，在信仰上的体现。古希腊戏剧正是在这种公平与民主的土壤上，怀着苏格拉底式的“我是谁”的探索，在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中，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诞生的。[⑤] 但是，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过度时期，中国却发生了两次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过至深至远影响的宗教改革：

第一次传说发生在帝颛顼时，他借口“古者民神不杂”，由于“九黎乱德”，弄到“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使神灵“无有严威”。于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第二次据说发生在帝尧时，他是以“苗民弗用灵”为借口，出兵征伐三苗，所谓“报虐以威，遏绝苗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⑥]

这是颛顼与帝尧通过所谓“绝地天通”来垄断神权，巩固君权，逐步结束原始民主与平等，实行思想、政治专制的重要信息。它有力地说明了，也许是出于对付大自然的需要，也许是出于与其他部落战争实力的考虑，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把整个社会的各个系统都纳入了专制集权的轨道。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政治模式的确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形成和文化心理的长期积淀，其生成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艰难得多，因此也就深沉、厚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