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局限性

虽然科学史教学具有改变科学和人文分裂的功效，但萨顿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完全寄托于科学史教学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充分的。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距萨顿在哈佛大学开设科学史课程已经快一百年的时间，世界上不少学校纷纷开设科学史课程，但开设的广度还远远不够。从我国国内情形来看，开设科学史的学校为数甚少。这离萨顿期望通过科学史的广泛教育来改变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由于科学的物质成就具有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特点，科学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还会处于统治地位。萨顿所言科学固有的人性也会因此被掩盖和被忽视。

由于历史局限性，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科学主义的痕迹。“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诚然，科学的作用应该强调，但将科学作为新人文主义的核心，将人文处以边缘的地位并将科学史置于文明史的核心地位的做法值得商榷。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无论将科学还是将人文置于文明的核心地位都是不够妥当的做法。只有在平等对待科学和人文的基础上才能妥善解决科学、人文分裂的困境。

此外，萨顿在文中提到科学的人性，认为科学的人性与人文具有相通之处。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科学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既会带来幸福，改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如电视、电影等科技成果带来快乐;科学也可以带来战争、瘟疫等。科学是“善”是“恶”主要取决于科学成果掌握在谁的手中。人性的“善”、“恶”是难以界定的，既有为人类和平、幸福努力奋斗的科学家，也有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发生战争的罪犯如希特勒。如果说人性有“善”有“恶”，那么萨顿只看到人性中“善”的一面。

六、结　语

很多学者误以为斯诺是提出科学和人文分裂的第一人，事实并非如此。萨顿不仅在时间上先于斯诺，而且两者提出的解决科学和人文分裂的办法也基本相似。1956年，也即是在萨顿提出科学人文主义20年后，英国人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两种文化》，1959年他在剑桥大学“里德讲演”重申“两种文化”的观点，认为整个西方社会已分裂为两个极端：“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他们趁着人们不注意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斯诺的演讲迅速引起争论，科学和人文分裂的观点随之传播开来。有三大原因导致这一结果：(1)斯诺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官员的身份使演讲倍受关注;(2)剑桥大学在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3)在萨顿提出科学与人文分裂之后又经过20年时间，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更加严重，斯诺演讲惊醒了一部分人，而另一部分人却不认同。从解决科学和人文分裂的办法上看，斯诺和萨顿都寄希望于教育。萨顿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育几乎专门是文学方面的。科学的课程，虽然不少，可以说是并不属于教育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教育体制中来一个彻底的革命将是必要的。”这“彻底的革命”包含具体的措施——开展科学史教育。除了教育之外，斯诺还期望科学的进步带来物质财富的改善会转变人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