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与当时北地的习俗风尚等时代精神有关。北朝时代，由于社会动乱，汉儒所建立的那一套儒家思想体系也同他的政治制度一样被冲的七零八落。特别是北朝的统治者是不太谙熟儒家礼教的少数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儒家伦理道德对社会和家庭的控制必然有所松动。在时代精神的冲击下，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范围都明显不同于南朝，北齐的颜之推曾做过这样的比较：

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北魏初年定都恒州代郡之平城——引者注)之遗风乎?[20]

颜之推说当时“专以妇持门户”，以另一些史实证之，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但由于丁壮大量从军服役和战死，靠妇女支撑门户的当不少见，这种经历客观上当然会增长妇女的才干和胆识，也会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可以像《颜氏家训》中所说的那样去作应酬、出入官府，“争讼曲直，造请逢迎”“代子求官，为夫诉屈”，还可以做《颜氏家训》未提及的出征疆场，搏击厮杀。《三国志•魏书》卷十六《郑浑传》就提到：“关西诸郡，北接上党、太原、冯翊、扶风、安定，自顷以来，数与胡战，妇女载戟挟矛，弦弓负矢”。《魏书》卷七十三《杨大眼传》就提到征虏将军、东荆州刺史杨大眼的妻子潘氏与丈夫一道驰骋疆场，指挥部队：“大眼妻潘氏，善骑射，自诣军省大眼。至于攻陈游猎之际，大眼令妻潘戎装，或齐镳战场，或并驱林壑。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言笑自得，时指之谓人曰：‘此潘将军也’。”这段史实，在北周和宋初，逐渐演变为杨老令公和妻子佘太君的“杨家将”故事。北方妇女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秉性、情调和爱好上的变化，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李波小妹歌》、《木兰辞》、《捉嫋歌》等描叙北方妇女诗篇产生上述基调的原因之一。

其四，也与文学渊源有关。自魏晋以来，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文学风尚，南北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21]结果造成“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2]。各有所长，各得其所。这种各异的学术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上，便形成“江左宫商发约，贵乎清绮;和朔词气贞刚，重乎气质”。[23]南北朝乐府的主要作者虽在民间，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创作倾向对他们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更何况民歌采入乐府，还要经过乐府官员的加工整理，当然更会带上南北不同风格的痕迹。

总之，当时北方独特生活环境、社会条件和北方民族长期形成的习俗风尚、以及学术思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与南方不同的心理和气质上的差异，这是北朝乐府独特风格产生的主要原因。

三、以少数民族为主创的北朝乐府，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汉民族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以刚健质朴的诗风和现实主义的内容冲击了当时荏弱而又贫乏的北朝文坛，代表了北朝文坛的主潮。当时北朝文坛，主要是一些章表、碑志、檄疏等应用文体。他们看不起诗，也写不好诗。北魏末年号称“三才”之一的魏收就“唯以章表、碑志自诩，此外便同儿戏”[24]。魏收与邢邵、温子升这北魏“三才”的诗作加在一起不过三十来首，而且一味模仿南朝齐梁诗风，内容上也是七拼八凑，艺术上毫无特色可言，如邢邵唯一的一首乐府诗《思公子》：“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魏收的《櫂歌行》：“雪溜添春浦，花水足新流。桃发武陵岸，柳拂武昌楼”。他们与南朝简文帝、王金珠等同类作品几无二致。如果说简文帝、王金珠等人咏歌江南春光、春浦新涨还是有感而发、还算是情景交融的的话，邢邵、魏收等人身处“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北地也去描绘湘鄂一带“桃发武陵岸，柳拂武昌楼”，那只能是无病呻吟了。就在这如此寂寞而荒凉的北朝诗坛上，北朝乐府继承继承了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传统，以它那慷慨而又悲壮的歌喉去咏歌苍莽的北国风光，去描绘北方汉子憨直又彪悍的身姿和社会上弥漫的尚武精神，去反映处于饥馑、徭役和战乱中民众的挣扎和呼号，去表现从传统道德锁链中挣脱出来粗犷的、带有原始野性的爱情生活。这些，无疑给当时窒息沉闷的诗坛吹进一股新鲜的风，使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这块北国大地上大放异彩。金代少数民族诗人元好问称赞《敕勒歌》说：“慷慨歌谣不绝传，穹庐一曲本天照。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论诗绝句》)。正是指出了北朝乐府继承了我国乐府的优秀传统，也代表了当时的文学主潮。清代文论家潘德舆在元好问评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敕勒歌》的巨大价值，并和当时文人一味模仿南朝宫体的诗作作一比较：“气挟幽并格老苍，中原旗鼓孰相当。如何两曲《芳华怨》，涂抹妖红作晚唐”[25]

北朝乐府这种豪宕慷慨的诗风也给后代诗人尤其是边塞诗人和豪放诗风开启的道路。歌颂西北边塞的奇异风光，表现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抒发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这是唐代边塞诗的基调，而这个基调正与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的主调息息相通。就以《陇头歌》而言，唐代边塞诗人的拟作就有十多首，而且从手法到风格都和北朝乐府极其相似，如善写乐府诗的王建的《陇头水》：“陇水何年陇头别，在山中亦呜咽。征人塞耳马不行，未到陇头闻水声。谓是西流入蒲海，还闻北海绕龙城。东陇西多屈曲，野麋饮水长簇簇。胡兵夜回水傍住，z，w@&}&Pf%L0忆著来时磨剑处。向前无井复无泉，放马回看陇头树。”它同北朝乐府的《陇头歌》一样，也是以流水离陇来象征人离乡，用陇水呜咽来暗示征人心中的苦悲。诗中描述的边塞寒荒，水源断绝等情节与北朝横吹曲旧题也极其相似。另外，像盛唐边塞诗人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张仲素的《塞下曲》，李益的《观回家三咏》，虽未用北朝乐府旧题，但寂寞苦塞的沿途景象，远戍伤别的悲壮风格，同北朝乐府《陇头歌》也极其相似。

其次，北朝乐府的一些体裁样式和表现手法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他首创了七言四句这种诗歌体式，称为后来新诗体“绝句”的雏形，在当时就引起谢灵运、鲍照、谢朓等著名诗人的仿效。到了唐代，这种诗歌体式发展到极盛时期，它和五言绝句一起在与音乐的结合上垄断了有唐三百年的诗坛，而且出现了像王昌龄这样专门致力于七绝的“圣手”。另外，它那质朴厚重的口语，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也给杜甫、白居易等写实诗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杜甫的《草堂》：“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完全是模仿《木兰辞》中“爹娘闻女来”一段，用四个“喜”字组成排比句，把自己在躲避战乱后重回草堂的喜悦心情直白通俗地道出。于李白的《幽州马客吟》关于北方妇女形象、性格描绘，也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捉嫋歌》、《李波小妹歌》中的某些片段。他的另一首乐府《司马将军歌》下自注：“代陇上健儿陈安”。诗人歌颂唐代的平叛将军，却称为北朝乐府《陇上歌》中咏歌的陇上健儿陈安的代拟诗篇，诗中也完全袭用了北朝乐府《陇上歌》的咏歌方式和表现手法，可见北朝乐府对这位大诗人的影响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北朝乐府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这些以鲜卑语为主的少数民族诗歌，同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语文学习并不难，只要大家合理使用复习资料，认真努力地学习，就一定会学好!希望我们提供的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二十二，能帮助大家迅速提高语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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