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刑法规定的抢劫致死伤罪的法定刑极重，尤其是抢劫致死罪的起点刑就是无期徒刑，比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还要重，因而日本刑法理论与判例也严格限制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范围，主要有四种观点：（1）“手段说”认为，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限于由作为抢劫手段的暴行、胁迫而引起死伤结果的场合。[6]手段说的优势在于标准的明确性，不足在于可能导致抢劫致死伤罪的处罚范围过于狭窄。例如，盗窃犯在逃跑中为抗拒抓捕、隐灭罪迹而使用暴力致人死伤，虽然不能说是作为抢劫手段（即不是作为强取财物的手段）的暴力、胁迫引起死伤结果，但根据日本《刑法》第238条事后抢劫罪的规定，还是应该认定为抢劫致死伤罪。又如，抢劫犯在抢劫既遂后的逃跑过程中为抗拒抓捕，使用暴力致人死伤，虽然也不能说是作为抢劫手段的暴行、胁迫引起死伤结果，但判例一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抢劫致死伤罪。（2）判例采取的是“机会说”，认为只要是在“抢劫的机会”之下，发生了死伤结果即可。⑴机会说的实质性根据在于，将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直接限定于作为抢劫手段的暴力、胁迫以及类似情况下所实施的暴力、胁迫。[7]不过，多数学者认为，机会说会导致抢劫致死伤罪的处罚范围过宽。例如，按照机会说，在抢劫过程中为了发泄对被害人的日常私怨，利用抢劫的机会将其杀害，或者在抢劫过程中碰巧遇到以前的仇人而乘机杀死仇人的，或者抢劫犯在抢劫过程中发生内讧而相互残杀的，以及抢劫犯在抢劫过程中不小心踩死了地上的婴儿等等，都因为发生于“抢劫的机会”中，而可能成立抢劫致死伤罪，从而不当扩大了其成立范围。”[8]（p250）（3）“密切关联性说”认为，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不能仅限于由作为夺取财物之手段的暴行、胁迫而造成死伤结果的场合，而应包括由“抢劫的机会”下所实施的原因行为所造成的死伤结果。根据日本《刑法》第240条抢劫致死伤罪的立法宗旨，死伤结果应限于该原因行为在性质上通常是伴随抢劫所实施的，即与抢劫行为具有密切关联性的场合。这就是多数学者所主张的密切关联性说。[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机会说进行限定而主张密切关联性说并没有必要，况且密切关联性说的标准依然模糊。[10]（4）扩张手段说认为，由作为抢劫手段的暴行、胁迫，或者与事后抢劫相类似状况下的暴行、胁迫，造成了死伤结果的，就应肯定抢劫致死伤罪的成立。

我国刑法通说教科书指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是指行为人为劫取公私财物而使用暴力或其他强制方法，故意或过失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11]这相当于日本刑法理论中的“手段说”，但手段说会导致抢劫致死伤成立范围过窄。另有教科书指出，“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是指犯罪分子在抢劫公私财物过程中，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引起的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12]这种观点相当于日本刑法理论中的“机会说”，但机会说可能导致抢劫致死伤处罚范围过宽，也不具有合理性。

还有学者指出，认定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特别要求抢劫行为与重伤、死亡之间具备直接性要件，且行为人对重伤、死亡具有预见可能性。”例如，“为了抢劫捆绑被害人，逃走时忘了为被害人松绑，导致被害人停止血液循环或者饿死的，应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但是，对于抢劫行为引起被害人自杀的，追赶抢劫犯的被害人自己摔地身亡的，抢劫犯离开现场后被害人不小心从阳台摔下身亡的，都不能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13]另有学者提出：“死伤结果与抢劫行为之间应当有一定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死伤结果是由与抢劫相关联的行为所引起，但不能要求死伤结果必须由作为抢劫手段的暴力、胁迫行为所直接产生。”[14]这基本上是密切关联性说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是合理的。⑵

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判例认为，追赶抢夺犯人的警察发生车祸死亡的，抢夺犯人不成立抢劫致人死亡。⑶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追赶的警察发生车祸死亡，并不是社会一般观念上所认为的抢劫行为所通常伴随的情况，行为人缺乏预见可能性，不应对死亡结果承担责任。同样，若追赶的警察开枪致路人死亡，一般也不能让行为人对死亡结果负责。不过，倘若抢劫犯与警察发生枪战，警察在没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导致路人死亡时，行为人有可能对路人的死亡结果负责。

总之，“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必须是与抢劫行为具有密切关联性的、按照社会的一般观念系抢劫过程中所通常伴随发生的死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