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责任身份

影响责任的身份包括影响责任能力的身份和影响期待可能性的身份。影响责任能力是对行为人犯罪能力和刑罚适应能力的客观判断，与行为人自我认识和评价无关，因此不是认识的对象，故意犯罪的成立不以认识该身份为前提。例如，已满十四岁的甲认为自己未满十四岁，实施了抢劫行为，不影响抢劫罪的成立。

影响期待可能性有无的身份虽然与法益侵害性无关，但是否认识该种身份的存在会影响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从而影响定罪。例如，甲外出多年，回家途中发现一儿童落水，没认出是自己的儿子，不愿多事，没有救助，导致儿子死亡。甲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法律必不期待甲救助一个与自己没有法定义务的孩子。

影响期待可能性大小的认识错误比较复杂。刑法是以假设的理性人为标准构建规则体系的，但是普通大众并非总处于法律假想中的理性状态，一般人免不了受各种情绪、伦理观念的困扰，刑法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对于违反人伦的侵害法益行为从严谴责，对于基于人类普遍弱点、符合或轻微违反人性或人伦的法益侵害行为予以同情，从轻或不予处罚。这是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立场。对于影响期待可能性的身份的认识错误如何处理，理论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从轻原则。唐律《名例篇》“别有制”条规定“其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以凡论，本应轻者，听其本”，疏议举例说，叔侄别处生长互不相识，侄打叔，官司推问才知被害人是叔叔，依殴伤普通人论罪；父亲不识儿子或主人不识奴仆而殴打，事后方知悉被害人身份，则依较轻的父打子或主打奴论，而非论普通伤害罪。⒀第二种观点，认为影响伦理评价的身份是违法身份，所知轻于所犯，从所知；所知重于所犯，以所知罪的未遂论。⒁该观点与法益侵害立场相悖，不可取。第三种观点，认为影响伦理评价的身份是责任身份，误认直系尊血亲为普通人而杀之，以普通杀人论；误认普通人为直系尊血亲而杀之，以普通杀人论；误认己婴为他婴而杀之，以普通杀人论；误认他婴为己婴而杀之，以生母杀婴论。该观点基本上坚持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但是在“误认他婴为己婴而杀之”时却认为“生母在主观上处于杀害自己婴儿的特别压力状态之下，具备减轻的罪责条件”。⒂该主张缺乏说服力，毕竟错误可以避免。第四种观点，对于影响伦理评价的身份，只要客观存在或主观上有认识，就影响责任。⒃在中国古代刑法中这种观点和做法比较普遍，由于过于注重人伦因素，严惩客观或主观违反伦理行为，违反了责任主义立场，显然不可取。

期待可能性身份属于责任身份，如果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该身份，一般不以身份犯的责任论处。期待可能性的身份包括从严身份和从宽身份。对于从严身份而言，由于从法律或伦理角度上特殊主体负有特别的义务，特殊主体实施同样的法益侵害行为更难以宽宥，因此对同样的法益侵害行为负有更重的罪责。由此可推论，只有客观上具有从严身份，才具有从重的罪责，因为没有该身份就没有特定的义务；也只有认识到自己具有从严身份，才具有从严的罪责，因为认识不到自己具有从严身份，就认识不到具有特定义务，就无法履行该义务。但是，对于从宽身份，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刑法应对人性普遍的弱点予以同情和包容，对于行为人误认为存在从宽身份并且该错误不可避免的，对行为人的责任可以从宽评价。

因此，对于从严身份，所知轻于所犯的，从所知；所知重于所犯的，从所犯。对于从宽身份，所知轻于所犯，并且该错误不可避免的，从所知；所知轻于所犯，并且该错误可以避免的，从所犯；所知重于所犯的，从所犯。甲误将自己的直系尊亲属作为一般人强奸的，由于对于自己是被害人的直系卑亲属缺乏认识，缺乏加重的主观责任，因此不成立加重的犯罪构成，按一般强奸罪从重量刑即可；甲误将一般人作为自己的直系尊亲属强奸的，具备加重的主观责任，但由于客观上的被害人并非主观上所意欲的行为人直系尊亲属，主观和客观不一致，不存在一个加重罪责的事实与主观相对应，因此同样不成立加重的犯罪构成，⒄按一般强奸罪从重量刑即可。误认他婴为己婴而杀之，错误不可避免的，以减轻的故意杀人罪论；误认他婴为己婴而杀之，错误可以避免的，以普通杀人罪论，但可以从宽处理。⒅因为期待可能性理论只是基于同情人类的固有弱点而宽宥，而非无原则地宽宥行为人的过错。误认己婴为他婴而杀之，以普通杀人罪论，但可以从宽处理。因为己婴属于人，认为杀的是人而实际上杀的也是人，此时主观和客观一致，可以成立一般情节的故意杀人罪。

3．人身危险身份

人身危险性身份与法益侵害没有关系，因此不具有故意规制机能。例如，不管行为人对自己的前科身份有无认识，均可认定前科的存在。又如甲一年之内三次盗窃，但盗窃数额累计价值不到五百元，即使甲由于遗忘而认为自己仅盗窃过两次，仍然不影响定盗窃罪，因为这仅仅是对人身危险性的认识错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不能仅仅以其实际具有该身份就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