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4年，英国《每日邮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包括另两名受指控白人青年在内的5个白人青年的特写照片，并用特大号字做成通栏标题：“MURDERS!”﹙杀人犯﹚报纸的副标题居然是：“如果我们错了，你们就以诽谤罪起诉我们吧!”由此，整个英国新闻界在数年的时间里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攻势，批评社会积弊，质疑审判结果，终于促使警方开展新的调查，甚至促使立法和司法部门酝酿改革，很多高官也因此丢官弃爵，身败名裂③。

在我国，近年来新闻媒体排除万难逐渐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广西南丹矿难以及近年来一系列的矿难事件，由隐瞒不报到最后天下皆知，媒体权力显示其巨大威力。《南方都市报》于2003年4月25日率先报道了在广州打工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和殴打致死的事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媒体的舆论谴责和敦促下，孙志刚案得到迅速查清，23名涉案人员受到惩处，主犯乔燕琴被判处死刑。该案引起了民间学者对中国收容制度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强烈质疑，向全国人大发出呼吁。最终，实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事实上被国务院撤销，代之以对流浪人的救助法规。新闻媒体的舆论威力，促进了国家法制的进步。

公民在网上发布信息，进行维权行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互联网上《天涯杂谈》上发表的《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仅仅6天点击率便超过58万，回帖高达3000多篇。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中央领导人迅速采取了措施加以解决。另一个“华南虎照事件”，针对陕西省林业厅发布“陕西镇坪发现华南虎”的“新闻”和网上公布的“华南虎照片”，网民对“虎照”群起质疑，自发调查、甄别，提供假照片来自原始国画的凭证，最后问责当地政府处理此事的诚信和公信力，迫使政府部门进行调查，公布真相，并向全国公众道歉，最终交付司法审判，给予法律制裁。这显示了网络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威力。

也有不良媒体为了产生轰动效应，或追求商业利益，或受政府控制，受社会强势群体操纵，而炒作新闻，粉饰太平，遮盖或夸大事实，传播或制造谣言，其破坏性权力也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金矿发生特大爆炸事故，导致38人死亡。事故发生后，当地负责人和金矿矿主为隐瞒真相，分别对采访事故的一些新闻单位记者送了现金和金元宝，作为“封口费”，包括新华社记者在内的11名新闻记者因而受到纪检监察部门的查处。

媒体权力如果与金钱相结合，造成有偿新闻，必然失去了公正立场，操弄舆论，虚假报道、低俗之风、不良广告等问题泛滥。媒体权力因失去公信力而被严重削弱，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

媒体权力如果同不良的政治结合，其负面影响力更具破坏性。如2008年4月间发生在中国西藏的“藏独”分子暴乱，西方媒体作了不实的、甚至有意歪曲的报道﹙如将发生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警察捕人图片转嫁到中国西藏拉萨市;电视新闻网CNN的评论员杰克·卡弗蒂公然咒骂中国人是“暴徒和凶手”;以及干扰奥运圣火传递、传扬把奥运与政治挂钩的舆论等等﹚，引起中国网民和全球华人的极大愤慨，群起抵制。俄罗斯的通讯社为此发文批评西方媒体妄图借“藏独”和“圣火”事件搞“信息恐怖主义”，以维系其霸权④。2008年3月在加拉加斯曾举行“反对媒体恐怖主义拉美会议”，号召面对西方散布谎言、挑拨离间的媒体攻势，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揭示真相”⑤。

二、新闻媒体权力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