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是权利还是权力?有的学者鉴于它没有国家权力的强制力，认定它的监督权只是属于公民权利范畴，而非权力。更多的人们称之为“媒体权力”，即公认其为权力;但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呢，还不是很清楚。

﹙一﹚权利与权力的交融

有的学者认为，“任何新闻媒体本身都不具备与拥有行使强制力的能力，从而何谈其权力呢?因此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新闻媒介乃是一种‘公共权利’的代表，也就是这种‘公共权利’必须与之承担的‘公共义务’对等，由‘公共义务’制约着‘公共权利’。”[1]诚然，新闻媒体如果是作为由社会成员组成的一种社会事业机构，应当是属于非政府组织，一般不享有政府所拥有的国家权力及其强制力，而是基于其公民和社团的身份，享有公民权，主要是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政治权利与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知情权、信息传播权，特别是对政府的监督权，等等。这些都属于权利范畴，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凭借和存在的价值所在。

这些权利的实现，固然要求新闻媒体自身善于依法运用它来给读者和听众提供多、快、好和真实的信息，传播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民众心愿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产品。由于权利本身不具有直接的国家强制力，这些权利的行使须依仗国家权力的支持，诸如：其新闻自由、批评自由能得到法律保障;其基于知情权而衍生的采访权、调查权等等能得到政府的合作;特别是有司法机关作为其后盾———媒体披露的违法犯罪事实能得到司法机关的及时介入，立案处理;媒体的正当活动受到非法干预时能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确不直接拥有对相对人的国家强制力，即没有国家权力，只有权利。

但是，不拥有国家权力并不意味着它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社会权力。上述通过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正面介入，固然可以使其权利转化为国家权力;更直接的是，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组织，反映了社会主体的意志，集中地代表广大公民行使公民权﹙言论自由权、监督权等等﹚，这相当于将无数公民的权利集于媒体一身，集体化行使，并以媒体特有的公开性、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性、社会动员性以及形象性生动性等等优势，发挥作用，比之公民单个地行使权利，其影响力、支配力和社会强制力要大得多。有时通过媒体还可以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这时，集体权利就转化为集体权力，即舆论的压力、威力，从而形成有别于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所向披靡。国家权力有时也不得不甘拜下风。可见，新闻媒体拥有的公民权﹙权利﹚，也可转化为社会权力。媒体成为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合金。也正是基于此，媒体才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我认为确切的提法是：媒体权力是区别于国家权力的“第二类权力”———社会权力。

﹙二﹚新闻媒体拥有的社会权力

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⑥。早在1878年，英国政治家伯克就将报纸称为“第四种权力”。他是指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媒体仍属于官方所有或控制时，它属于国家权力范畴。它是半官半民的组织，或是具有国家权力职能的社会组织。当着媒体已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成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及执政党控制之外的权力，它就完全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所以确切的说法应当把媒体的舆论权力归入“第二类权力”，即社会权力范畴。

新闻记者享有所谓“无冕之王”的美誉。“无冕”是没有官方的头衔和色彩，即非国家权力;其称为“王”，非国王，而是社会、民意之王，拥有巨大的社会权威和社会权力。所以新闻媒体可以说是“无冕”的社会权力之“王”。

媒体的社会权力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