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亚洲周刊》在一篇文章中援引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说的：“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公众自由。”⑧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舆论监督的前提，是新闻媒体生存权之所系。联合国大会早在1946年就宣布说：“新闻自由当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可以说，新闻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民主国家，公民言论能够充分自由表达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赞赏和推崇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而且认为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⑨。可是掌握政权以后却往往讳言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而强调统一思想，“舆论一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未明文确认新闻自由。但按法理，可以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明示权利推定出新闻自由的默示权利⑩。

但是，中国有些党政部门对新闻自由还存在误解乃至恐惧，以为这种自由会导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无法控制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旋律”的主导地位。传媒往往不敢触及社会“敏感”问题。有的党政部门甚至越权擅自封杀网络、查禁书籍、关闭报刊、撤换主编等等，实行新闻封锁和舆论一律。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以个人意见随意封杀媒体的现象，与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刻不容缓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很不相称。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对外贸易方面已对外大大开放了，但对内的舆论开放，还远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有些部门和地方的官员仍然固守某些过时的传统观念与“舆论导向”原则，压制新闻媒体正当地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和社会真实生活和某些突发事件的真相，严加新闻封锁，遇有触犯者则或对媒体加以封杀，或对编辑和记者及作者进行惩罚，直到诬陷加罪，拘捕判刑。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老板为隐瞒重大责任事故﹙如矿难﹚，围堵、禁止记者报道消息，甚至动用公检法机关乃至流氓打手对记者施加迫害。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确认的言论自由原则和侵犯公民权的，也十分不利于对贪腐的官员和权贵资产者的监督。2003年的“非典”疫病流行前期，一些政府官员又使出信息封锁的故技，隐瞒疫情，真实信息得不到及时披露，为谣言的误导制造了肥沃土壤，导致病毒散播，海内外大为恐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才被迫改弦更张，挽救了危局。

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爆发之初，吸取过去的教训，中国的媒体自发地敞开报道了严重灾难撼天动地的惨景和信息，表现了罕见的透明度，从政府的公告、主流媒体的主动介入、到老百姓的手机和电邮等各个渠道发出来的信息，极大地震撼了13亿中国人和世界华人以及全球人士，对人心的凝聚，社会的广泛动员，以及抵制谣言，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对比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国的媒体全部只能用新华社充满了政治术语的统发搞，对大震造成死亡24万人的损失，讳莫于深。为了面子，拒绝外援，不许外人来华协助，甚至也不让外国提供搜救犬，有的官员竟然说：“难道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如外国的一条狗!”其漠视生命，冥顽不灵，令人发指!而这次四川地震所展现的新闻开放度，在国际上也赢得巨大的赞扬和同情，大大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值得关注的是，今后我国政府能否以这次媒体开放所显示的正面效果为契机，将新闻自由加以制度化和常态化，从而为政府的良治奠定社会基础。

对新闻自由的尊重，就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尊重，对政府权力的民主化和舆论监督的作用的重视。由于现代新闻媒体多样化，从有字有画的报刊，有声有色的电视广播，到电脑的互联网，渗入每个家庭和每个角落，而且可以将此刻正在发生和进行过程的国内外突发事件立时地、可以说是“零距离”地传播到全世界公众面前。而互联网上的博客、微博、聊天室、新闻评论等等更是电子化的“民主墙”，只要不逾越法律和公共道德的底线，谁都可以自由地在上面发表意见和信息。这些媒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极大，因而其所形成的舆论威力也十分巨大。中国一些不法官僚有句格言是“不怕上告，就怕上报”﹙报纸和电视﹚。政府要想搞新闻封锁和文化专制，实行“舆论一律”，加以控制，不仅政治上可能起反面效果，而且技术上也有很大难度。我国文革时期在“四人帮”的严密操纵控制下，扼杀新闻自由，造成全民“新闻饥荒”的局面，在改革开放后是不能也难以重演了。当今各民主国家实行政务公开和开放舆论，尊重公民和媒体的新闻自由，已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根据传播学，媒体除了直接报道、传播自己所获得的真实信息外，还可以成为把分散的公众连接起来的纽带，成为公民的公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沟通协商渠道，从而充当公民的代言人，开展“公共新闻”运动，推动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又称“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是美国新闻学界在199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倡导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客体，主张记者到社会公众中去发动和组织讨论，进行民意测验，建构公共论坛，力图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年来，由于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公共新闻”活动已开始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转入到公众通过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观点、形成舆论、进而影响媒体、影响政府公共事务决策这一新阶段。这是公众直接参与新闻活动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