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人说儒

    章太炎曾著《国故论衡》，内中有《原儒》一篇，依据墨子把“名”分为达、类、私三种三作法，提出“儒有三科”之说，即“儒”有达名之儒、类名之儒、私名之儒三种意义。他说：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章氏论证说，秦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可见儒即术士。又说“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他引述庄子等书，认为可以证明“灵星舞子吁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调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该只矣”。虽然章氏认为在最广义上（达名）“儒”指一切有术之士，但他的论证则特别把达名之儒理解为知晓天文气候、作法求雨的术士，这种术士实即祝史、史巫，因此，在这种理解中，术士的“术”即广义的法术，而这种达名之儒实际上是法术之士。他又说：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会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达名之儒包括一切有术有能之士，是一个最广义的名称。类名之儒比达名所指范围为小，是指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教授人民的入，这是把术士的“术”限制在六艺的一种理解。他又说：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藕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儒绝而师假摄其名。

    私名所指的范围更小，私名之儒，其学不及六艺，仅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这就是《周礼》中所述的“师氏”。

    归结起来，章氏三名说，可以说皆由许氏“术士之称”一语出发，而区分为广狭三种意义。章氏还有《诸子学略说》文，谓“古之学者，多出王官”，说明他受刘歆的影响很大。他的看法多未出传统国学的范围，其新见特识，惟在以古儒为史巫类术士。

    章氏以国学大师立言，学者受其影响颇大。二十年代末，傅斯年作《战国子家叙论》，谓“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认为“儒家者流，出于教书匠”（引自冯友兰《原儒墨》）。傅斯年此说比《七略》及《汉书·艺文志》有所改进，不说诸子直接出于王官，而认为诸子出于职业，他所说的职业显然不是官职，而近于民间职业，如说儒家不出于地官，而出于教书匠。这个看法应与他对西周春秋的历史演变的认识有关。从传统上看，与章学诚的说法亦可相合。

    稍后，钱穆在《古史辩》第四册序提出：“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这是对《说文》的解释作进一步的分疏。他又说：“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习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钱穆不取章太炎达名之说，他的六艺说看似近乎类名之儒，但儒并非以六艺教民者，而以六艺为一种职业的训练，以求进身贵族社会。所以，他所说的“流品”，虽然可以说就是傅斯年所说的"职业"，但所以为职业的内容有所不同。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论儒之起源，大抵与上文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