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在胡适写《说儒》的二十年后，钱穆复作《驳胡适之说儒》，开篇乃谓：

    余旧撰国学概论，己著墨家得名乃由刑徒劳役取义，而于儒家尚无确估，及著先秦诸子系年，乃知许叔重《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指术艺，术士即娴习六艺之士，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因知儒墨皆当时社会生活职业一流品，此乃自来论先秦学派者所未道。越数载，胡适之先生有说儒篇，亦以生活职业释儒家，持论与余说大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集》二，373页）

    不过，此文与冯友兰文材料、论证虽互有详疏，而其中驳胡之论点，多为冯文中已提出。其较特出者，是指出殷之遗民自有其文化传统，如尚鬼神而长艺术，殷之遗民应以此为遗风，不当以柔逊为遗风。又指出孔子弟子分布以鲁为多，而籍来者特少。他还认为儒以六艺为本业，未闻以相丧为本业。（同上377-378页）

    1937年郭沫若尚在日本时，亦曾作《驳说儒》（原题《借问胡适》），后收入《青铜时代》。1942年他又作《论儒家的发生》，后收入《史学论集》。《驳说儒》前面一大部分主要是显示他所具有而胡适所不具有的运用甲骨文资料的能力，但其中有意义的大概只有一条，即“殷代，就连王室都是没有行三年之丧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一卷，439页），以反驳胡适以三年之丧为殷礼的说法。郭氏最后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认为称术士为儒，是秦汉以后对儒名的滥用，而古之术士并非素有儒之称，秦以前术士称儒的证据是没有的，巫医自古不称儒，儒本是邹鲁之土缙绅先生的专号，虽在孔子以前已有，但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见同上书，457页）郭氏的此说对章太炎的达名这儒的说法是一有力的反驳。不过，另一方面，郭氏虽然指出上古术士不称儒，他却承认儒的来源是祝宗卜史，认为春秋时代社会阶层分化，权力重心转移，官职改革，祝史等零落式微，于是产生了儒的职业，这个过程就是儒的职业化，但郭氏此文并未说明儒之职业为何，似乎食客、陪臣、教师都是儒这一职业的内容。这个看法显然吸收傅博斯年、冯友兰的观点，只是，冯友兰仅仅肯定儒之职业来自王官失守，却未肯定一定来自祝史之官。郭氏还认为，儒字之本义的柔，并非指习于服从的柔，而是文诌诌、酸溜溜的柔。他在几年后再写的《论儒家的发生》，实就前文改订而成，故多与前文雷同，惟在结尾处将儒的职业略说的明白，认为“在过去奴隶制时代，诗书礼乐为贵族阶级的专有品”；“过去的上层阶级，其生产能力没有，但却晓得礼乐，开始堕落后，新兴的上层阶级骂他们文诌诌的，没有生产能力，现在以新兴的上层阶级要学礼乐，堕落的上层阶级的人，又被重视了，这就是儒的所以产生”，“儒被重视之后，儒家便成了一种职业”。（同上书历史编三卷，396页）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认为东迁之后，西周文物成了形式的具文和教条，诗书礼乐变为单纯的仪式而无内容，这些教条、仪式需要有一批专门传授者，以备贵族顾问，或给贵族装点门面，于是邹鲁缙绅先生产生了，他们就是以诗书礼乐为职业的儒，早于孔子而存在。春秋末世，政权下移，私肥于公，政出多门，学下私人的运动促成了儒者蜕变为前期儒家思想。（138一140页）这种看法也是一种儒出于职业说，但侯氏并未像冯友兰那样吸取汉儒和清儒的王官失守说，并不主张儒之职业是由王宫失守后散在民间而形成，他认为儒之职业产生于春秋早期社会变化的需要。

    最近杨向奎先生在其近著《宗周与礼乐文明》一书中也对这从此问题有所讨论。他详引章太炎、胡适之说，又参借民族学材料，认为“原始的儒也从事巫祝活动”，“原始的儒是术士，可能起于殷商，殷商是最讲究丧葬之礼的，相礼成为儒家所长”（414页）。但杨说此处不清，究竟是说原始的术士即巫师起源于殷商呢，还是说殷商以前就有术士和巫师被称为儒，在殷代就有相礼者被称为“儒”了呢？他并没有给出证据表明殷代巫师或相礼者已被称为“儒”。至于儒字，杨先生则以为不是柔弱义，而是迟滞义，认为儒家职业是相礼，后来教书授徒，“他们的宽衣博带，他们的解果其冠，给人们的印象是迟滞缓慢，而且相礼职业的本身要求也是如此，如果从字义本身说儒，应从此下手”（419页）。杨先生似受章氏影响，事实上，他以儒为祝巫，与他全书重视周公和礼乐文明的立场是不能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