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近释儒

    1975年徐中舒先生发表《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认为商代已有“卿士”，而卿土中立相礼事务之富即为“儒”，甲骨文写作“需”或“儒”。他认为，儒字造字意图指“斋戒沐浴”，德是儒的初文。根据这种说法，儒在商代是一种宗教性职官，与巫祝相近。（《四川大学学报》1975．4）

    段玉裁注《说文》儒字时，已引郑玄之说，指出儒、德二字古代通用，《风俗通》“儒者，德也”，《八集韵》“儒，柔忍也”。德又通其他以柔为义的字。因此，《说文》所谓“儒，柔也”，实际是儒的初文“儒”的本义，与后出指人之称未必有直接关系。

    此种字源考证的方法为晚近说儒的主流，何新、刘忆江、傅剑平告提出一说。何新由《周礼》及《仪礼》中所见的一种职官“脊”入手，根据“肯”为周代乡阎中主持祭把、礼乐、行政、教育、文化的职能，提出骨、需音近可相通转，“需”在商代为礼官和祭师，入周后兼掌礼乐祭学，由此认为肾的前身是需，以后文化变迁，需增“人”旁，书作德。故商之需、周之前即是春秋儒与儒家的前身。（“儒”的由来与演变），《诸神的起源》）商代的需即儒，此说已见于徐中舒文。河新的独到看法是认为商需转为周前而成为儒的前身，并且，他之所以在肾上作文章，不仅出于字源辨证的需要，也表现出回到汉儒从地官考求儒之来源的立场的转向。可是他未能说明，既然周之前是儒的最近来源，何以文化变迁之后不在“肯”增“人”旁，而要到“肯”前身“需”上去加“人”旁呢？刘忆江则批评何新之说，提出前在金文职官资料中无所见，金文无肯字；又认为甲骨文无“需”字，亦无需为商之祭师的资料。但刘氏似无见于徐中舒先生之文。他以《周礼》为据，即周代在官之保氏为儒，致仕任乡里之教者为师儒，并引用金文职官材料，证明西周确有保、师。由此断定“儒之前身就是保，最初的保仅为女性所担任的保姆，以后转变为由男性担任的精通六艺以道德学问见长的王室贵族的教官”。（《说儒》，《中国社会科学季刊》3期）贵族阶级没落，保渐渐流落民间，而保以授六艺为生，即儒的职业。在研究方法上，刘氏与何氏相近，都是把文字考辨和《周礼》》材料加以结合，刘氏更参以金文职官材料作为论证的尺度。

    傅剑平指出：“各家之说，部分地看，可通于此，却不能通于彼，用先秦文献典籍、地下出土文物及礼制全面衡量，多阻隔难通之处。”（《儒家起源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7期，他自己由1961年陕西出土的一件铭文中“无需”二字出发，将其中的“无”字解释为巫，即巫需，认为“儒”由“需”来，其含义是一种“舞”（巫）在操作巫术时所戴的礼冠，继而被转称戴这种冠而探其巫术的人为“儒”，也即术士，进而又成为一种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术流派即儒家。博氏的结论为术士说，回到了章太炎；以儒由需来，亦与徐中舒同，他自己提供的新的东西是关于“无需”的解释，而此种解释作为论据，尚嫌不够充分。如果说儒出于巫，或儒就是巫，似乎不如说出于祝宗V史还好些，因为郭沫若就已强调医巫自古不称儒。

    总观以上所述，特别是本世纪几代学者对儒家起源的研究，可得到一些共同性的认识。

    章太炎承汉儒之说，谓“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但后来学者中有不少主张把这个问题分为两截，即一是先秦诸子出于春秋时的职业，一是春秋时的职业由王官失守流落而成。如果就儒家的直接来源而论，以上所述各家之说可分为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