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庸赘言，孔子以文武周公为理想，肯定三代因袭损益的联系，故儒家思想的起源是有迹可寻的。但这不能仅从春秋末期的职业儒去了解，要从三代文化（这里的文化指观念、信仰、伦理、意识形态、精神气质）的发展过程来寻绎。忽略了这样的立场和眼光，就可能止于局部而不自觉。各种职业说都只是把儒看作一种传授某种知识的人，视儒为一种“艺”，而没有把儒作为一种“道”，把儒家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来把握。如把儒追溯到商代的一种祭把的术士，或以儒为春秋时代的巫，放以此解决儒家的起源，就典型地反映出这种局限。即使商代已有求雨祭扫的术上称为儒，孔子的儒家思想如何能跨越六百年的历史而直接从商代的术上得到说明，特别是，巫术、巫师如何可能产生出相当程度上理性化和“脱魅”了的儒学来，是有着根本的困难的。由此可见，思想史研究的从业员，必须回到思想史的方法和立场上来，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那些属于思想史的问题。

    任何研究方法都要依据一定的资料，比较本世纪前半叶学者的说儒之作，与晚近学者的释儒研究，从资料上看，明显的区别是，早期的学者多不信《周礼》，如胡适、郭沫若都明确表示不信任《周礼》；而晚近学者开始较多地使用《周礼》的材料。这种差别，使得五四以后的学者越过《周礼》，直接从视宗卜史和巫视中去寻找儒的起源，企图从宗教神职事务人员中直接导出儒来。晚近学者开始回到《周礼》所说的地官系统中探寻儒的来源。晚近学术的这种变化，显然是基于，近几十年考古发现多有助于证明《周礼》的内容并非向壁杜撰，历史学家对《周礼》的可信性越来越表示出谨慎的乐观。80年代中期，张亚初、刘雨指出：“在我们整理西周金文职官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西周金文中的职官也有许多与《周礼》所记相合。正如我们研究殷周的甲骨、金文离不开汉代的《说文解字》一样，要想了解西周金文中的职官，也无法脱离《周礼》一书。这说明其书虽有为战国人主观构拟的成分，然其绝非全部向壁虚造。由于作者去西周尚不算太远，故书中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西周职官制度的史料。”（《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12页）杨向奎先生在近著中也指出：“《周礼》今文家视为伪书，乃不足道者，康有为出，此说大盛，疑古派出，《周礼》遂无人齿及。实则此乃冤案，冤案不解，将使中国失去一资料丰富的文化宝库。……我以为，就《周礼》所载的典章制度言，不可能伪造，没有人能够凭空撰出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著作。”（《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285页）他还说：“《周礼》的记载，主要方面是当时实录，虽然有后人的理想，有夸大而无歪曲，基本可以信赖。”（同上，291页）上节所述，提到近来一些学者开始回到《周礼》地官中寻找儒的来源，但拘于着眼在儒而非儒家思想，他们都是试图把《周礼》的某一个职官与儒联系起来。虽然我们在上节指出职官的研究在思想史的立场来看是有限制的，但这种研究也可以在一个方面对儒家思想的起源研究有所帮助，只是，这种研究不必局限在某一个职官上面。以下仅就《周礼》所见西周及春秋制度中的教化传统这一侧面来看儒家思想在西周文化传统中的根源。

    《周礼》天官中“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往王治邦国”，六典之二为“教典”，《正义》引郑司农注“教典，司徒之职”。教典的功能是“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注渭“扰犹驯也”，这说明教典及其所相连的司徒的功能，主要就是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