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胡适作《说儒》一篇，在当时引起较大的反响。胡适早在哥伦比亚后期，即曾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当时学者皆从章太炎而主于九流出于王官的说法，深致不满。他认为，九流出于五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依据”（《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卷》，591页），认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同上，第591页）。

    《说儒》是胡适平生论学文当中特别优美而富于想象力之作。他首先从《礼记·儒行》载孔子“冠章甫之冠”、《墨子·公孟》“公孟子戴章甫”两条材料出发，依据《士冠礼》“章甫，殷道也”，断定最初的儒都是殷的遗民，穿戴殷的旧衣冠，实行殷的古礼。认为被称为儒的这一部分殷人，是从殷的祝宗卜史转化而来，在西周及春秋以治丧相礼为职业。然后他结合《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的古义，认为作为殷遗民的儒，以柔逊为特征，乃由亡国状态所养成。胡适此说很大程度上似由比较文化史获得启发，他认为，与希腊智识分子从奴隶变为罗马战胜者的老师，罗马教士成为北欧野蛮民族征服者的教师类似，殷末的祝宗卜史在西周几百年间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是贵族阶级有用的清客，是新统治阶级的下层，又是自己民族殷礼的保存者和教老师。他从“基督教不抵抗训条出于亡国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引出结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柔逊的遗风，集中体现在他们的教师“儒”上，用以解释何以这些保存殷人古礼的人被称为“儒”。

    胡适《说儒》发表之后，冯友兰即作商榷，冯说中有几点辩驳颇有力，第一，针对胡适以冠章甫为殷遗民特征之说，冯友兰指出章甫虽起源于殷，但亦为周制所用，故西周春秋人戴章甫之冠，不必与殷有关。正如马褂为满清之便礼服，而亦为民国时便礼服，不能因民国时某人穿着马褂便断定其为怀念满清的遗老。第二，胡适引“公孟子古服”的故事来证明最早的儒者以保守殷文化自任，冯友兰则指出，《墨子》书中这一段故事还有下文，即墨子对公孟子的批评：“墨子曰：子法周而不法夏，非古也。”因此公孟子的古言服是被墨子作为“法周”的现象加以批评的，说明公益于的古言服乃是周言周服。冯友兰肯定儒冠章甫为法周，而从周的孔子与法周的公孟子是不能当做殷的文化遗民的。他还指出：

    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儒家与儒两名，并不是同一的意义。儒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儒家指先秦诸子中之一派。儒为儒家所自出，儒家之人或亦仍操儒之职业，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原儒墨》，《中国哲学史》下册）

    冯友兰吸收了傅斯年的职业说，认为儒家出于儒，而儒在春秋以前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职业。关于儒这一职业的内容，他综合了傅斯年的教书说和胡适的相礼说：

    所谓儒，是一种有知识有学问之专家，他们散在民间，以为人教书相礼为生。关于这一点，胡先生的见解与我们完全相同。我从前与胡先生所不同者，即是胡先生以为这些专家乃殷商亡国之后“沦为奴虏，散在民间”，我们则以为这些专家乃因贵族政治崩坏之后，以前在官的专家，失其世职，散在民间，或有知识的贵族，因落魄而亦靠其知识生活。这是我们与胡先生主要不同之所在。（同上）

    就是说，冯友兰似乎也同意儒来自沦落的祝宗卜史，但是来自西周末年的祝宗卜史，而不是来自殷末的祝宗卜史。冯友兰的说法可以说发展了《汉书·艺文志》和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说，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不认为王官失守直接散化为诸子，而是认为这是一个“王官一职业一诸子”的过程。反过来说，诸子不是直接出于王官，而是直接出于职业，间接地出于王官。他还说：“后来在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孔子不是儒之创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