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可知，“恒先无有，朴、静、虚”的意思是：恒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具有朴、静、虚的特点。朴是普遍意义的质素，[12] 静是不变，虚是无限。

“无有”，庞朴云：“啥也没有，万有皆无。”按“无有”不等于“啥也没有”。《老子》二章“有无相生”，郭店楚简《老子》甲15：“有亡之相生也”，“相生”是指对立联系的事物相互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有”是指为人所见，为人所了解的存在;“亡”是指尚未被人所见，尚未被人所了解的存在。“亡”或“无”不等于没有，而是指事物的隐蔽状态。“亡”，《说文》：“逃也，从入乚。”又：“乚，匿也。象 曲隐蔽形。”乚，“读若隐”。《文子·上德》：老子曰：“道以无有为体。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谓之幽冥。”因而恒先之“无有”，也是“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的意思。

(二)关于“气”

“气”在中国哲学中具有本根的意义，[13]先秦诸子论气，大都语焉未详，惟《恒先》对气作有明确的界说，这对于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气”较早的例子见于《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诸子文献中的例子如《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庄子·至乐》：“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可以看出，惟《管子》、《庄子》中的气论与《恒先》较接近。

《恒先》论气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气是从来就有的

“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空间初成即有“气”，有气然后有万有。

其二、 气是永恒的

“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恒气之生不独，有与也，或，恒焉，生或者同焉”，气是自生自作，气与或都是永恒的。

其三、气是生成的重要环节

恒先作为终极之先，是“无有”，而气则居于“无有”与“有”之间。恒不直接生成天地，天地是由“气”生成的。“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在郭店简《太一生水》中，太一与天地之间也有一居间物，这就是“水”。“大一生水。水反柍(映)大一，是以成天。天反柍(映)大一，是以成地”。[14]很显然，《恒先》中的“气”与《太一生水》中的“水”都是天地生成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关于“作”

《恒先》认为，“作”是永恒的“或”、永恒的“气”的根本精神。

“有出于或，生出于有，音出于生，言出于音，名出于言，事出于名。或非或，无谓或;有非有，无谓有;生非生，无谓生;音非音，无谓音;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

详义利，主采物，出于作，作焉有事，不作无事。”

这里“或”、“有”、“生”、“音”、“言”、“名”、“事”环环相扣，如果省略中间环节，那么可以说，只有认识“或”，才能真正认识人类事业的根本精神;如果误解了“或”及其相关规定(或非或，无谓或)，我们将不能正确认识人类文明及其事业(事非事，无谓事)。

“或作”(简1)而有气，有气而后生成天地;而作为人类文明的义利、采物，“出于作，作焉有事，不作无事”，域中如果没有“作”，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作”的人类社会将没有事业，同样也是不可想象的。因而可以认为，“作”既是“或”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精神。

“作”就是创造。

“作”必须是“自作”。“举天〔下〕之事，自作为事，用以不可赓(更)也”。而“为”也必须是“自为”，才能算是真正的“为”。“举天下之为也，无夜(亦)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作、为都是自作、自为。而自作、自为的精神则源自气，因为气是“自生自作”，由气生成的天地万物(包括人文)也必然是“自作”。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将简文中的“许”释为“逆”，“举天下之生，同也，其事无不復。〔举〕天下之作也，无许极，无非其所。举天下之作也，无不得其极而果遂”，“作”不能背离“极”的总的规定，得其“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作”。“自作”就是对于“作”的最重要的规定。